行政管理论文：孙琼如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docVIP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侯志阳 孙琼如 【摘要】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本质是处理好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在传统自然村落、人民公社、村民自治和农村社区建设时期，国家与农村关系呈现不同特征，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也不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差距显著。当前，必须重塑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建设农村社会复合体，形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合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关键词】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公共服务；社会复合体 胡锦涛于2011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为此他专门提出了加强社会管理的8条意见，其中提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因此，如何实现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强化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然而，国内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本文将运用“国家与农村关系”的理论，结合笔者的调研个案，阐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关系，提出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早日实现。 一、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及其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变迁 关于国家与乡村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加以考察。首先，传统中国的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是相对分离、独立的。传统中国是由官僚中国和乡土中国共同构成的。一方面，中央掌握着绝对权力，可以控制着全国的资源，但国家体制性的政治权力一般只到县一级，即“王权不下县”； 另一方面，实际统治社会的权力高度分散于各个村落共同体，县以下的乡村主要依靠乡绅、家庭长老、部族头领和地方强人等管理。因此传统中国对乡村的社会管理体制实际构成了“县官治县,乡绅治乡”的权力格局。（徐勇，2007a） 而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则是如何将散落于乡土社会的权力集中于国家,同时又将集中于国家手中的权力渗透到乡土社会,从而改造、组织传统的乡土社会,将政治上官民隔离的社会转变成官民一体的社会。（徐勇，2007a）在整合过程中，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强度也不大一样，进而形成不同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 传统自然村落时期国家与农村的关系 在传统自然村落时期，农村是一个文化生活共同体，更多依靠宗法制度、乡风习俗维持社会秩序。费孝通称之为“礼俗社会”。村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以血缘、地缘为主，人们的生活圈子很小、很封闭。国家对村落的干预也很弱，维系国家与村落关系主要体现在征粮工作上。徐勇认为传统村落是一种自治的文化生活共同体，作为“横暴权力”的国家一般不干预乡村生活（徐勇，2007b）。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在清朝时代，每一省之中，上有督抚，中有府道，下有州县佐杂，所以人民和皇帝的关系很小。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便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因为这个原故，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就很薄弱，人民不管谁来做皇帝，只要纳粮，便算尽了人民的责任。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其余都是听人民自生自灭。”因此，传统村落制度是上下脱离、城乡分割的治理体制（徐勇，2007b）。 人民公社时期国家与农村的关系 这个时期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可概括为“强干预、弱自治”，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组织架构体现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使得农村社会高度国家化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无不被国家所支配。形成这种管理体制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村落的礼俗秩序逐渐被打破，农村社会自我整合功能日趋式微；二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塑造。受到前苏联模式的影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农村搞“一大二公”。国家扮演着全权政府角色，全面干预农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因此，农村成为国家制度建构的产物，此时的农村社会实际上是国家行政干预下的“生产生活共同体”。 村民自治时期国家与农村的关系 村民委员会并非严格意义的村民自治，它仍保留很强的国家干预色彩。人民公社体制实行绝对平均主义，严重挫伤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极大地破坏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后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取代了高度集中的农村集体经济。农村的社会管理也由人民公社体制逐步转变为村民委员制度。从理论上讲，村民委员会本该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机构，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其主要职责包括向村民宣传国家的政策法规，管理农村各项公共事务、举办公益事业，协助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帮助发展农村经济，向各级政府反映村民意见和要求。村民委员会主要的工作思路应该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