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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在影视中的美学功能解读 　　［摘 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电影以其民族性走向世界。而最典型的民族化音乐――民歌蕴含着民族的精神、情感，体现着民间性、世俗性。影视艺术对人类古老文化遗存的民歌进行艺术整合，使民歌不但为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了一种独具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生存环境，还成为一种审美意象参与到叙事中，突出了影视艺术的大众性，提升了影视艺术的审美性，增添了影视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 影视艺术；整合民歌；美学价值 　　 　　在全球化背景下，电影要走向世界，就需加强其民族性，“比起其他形式，音乐是实现全球化的最有效的方式。”［1］音乐不仅能够跨越书面与口头语言的限制接近和吸引大批听众，还能为电影的风格形成、精神思想的表达构建无限的艺术空间。音乐要民族化就要谱写出民族精神，歌唱出民族的心声和情感，反映民族的审美情趣。它包括内容的民族化和选用民族乐器或民间唱法实现的音调的民族化，而最典型的民族化音乐当数民歌。 　　如对我国电影音乐历史谱系做一追溯，可见出其注重从生活和民间音乐中汲取营养，体现民族和地方风格的传统，如《五朵金花》《阿诗玛》《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人生》《黄土地》等都呈现出电影与民歌的结合。有的是原生态民歌的直接引入，而更多的则是由音乐家们根据导演的要求和剧情的需要依据一定的地方曲调创作出来的民歌。如《草原上的人们》里的《敖包相会》，《芦笙恋歌》中的《婚誓》，《五朵金花》里的《蝴蝶泉边》等。著名电影音乐家赵季平创作的《黄土地》里的《女儿歌》，其素材就来自陕北民歌，歌词采用了地方方言。《红高粱》中的《酒歌》《妹妹大胆地往前走》也是他依据民间曲调创作的。［2］这些成功的影视音乐都没有停留在引用几句民歌来体现民族风味的外在表现形态上，而是以内在的契合，即在影片中保有民歌的本质和生命精华后形成的。影视对民歌的艺术整合，不仅让观众了解了优秀的民族音乐和地方音乐，也为影视中的人物提供了一种独具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生存环境，成为一种审美意象参与到叙事中，使民族性、审美性得到提升，更使影视艺术变得魅力无穷。 　　一、通过民歌展示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唱一方歌”。果戈理有言“民歌是历史，是祖先的墓冢”，别林斯基在盛赞俄罗斯民歌所表现的民族精神时说“谁也不能从最难堪的、撕裂灵魂的哀伤如此迅速地转变为疯狂的快乐”。可见，民歌是凸显和实现影视的民族性的最佳途径之一。 　　植根于民间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古老的文化遗存的民歌，在美学上具有凸显的率真性、民间性和民族性。它以任性而发和准确地复制文化传统的特殊基因为特征，真切地反映和体现着一个地区、一个典型群体所包含的时代特征，充满着世俗生活气息，以其地域性、乡土性凝缩了深挚沉郁的民族心理情感、精神品质和审美情趣。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常用歌唱的方式交流感情、传达思想、倾诉衷肠。“信天游不断头，断了头，穷人就无法解忧愁。”孤独苦闷了唱、婚丧嫁娶唱，高兴不高兴都唱。它用掏心窝子的肺腑之言，表达平日里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它既可唱出细腻谐和的亲情、热切缠绵的恋情，又可唱出坚定奔放的革命豪情。真实情感的抒发成为其本色，冯梦龙言“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清人刘毓崧说民歌“皆天籁自鸣”，其天然的韵味，表现着民间生活的原生态，不仅显露着百姓的心声、爱憎向背，也往往触及事物的真相和本质。从民歌中不一定能看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但可看到华夏民族的情感表达所具有的东方式的含蓄、真挚和民间朴素豁达的人生观和审美态度。在影视艺术从题材到题旨都在逐渐向世俗化倾斜的今天，向民歌学习，与民歌结合，最重要的就是民歌的这种真实品性中透显出的民族精神、情感使然。 　　民歌的一贯主题是蔑视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影视音乐把这一优秀传统继承了过来，对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进行重新审视，对保守、落后意识作强烈批判。《刘三姐》就是成功范例，《黄土地》亦然，那自然纯朴、真挚多情、美妙动听的众多苍凉悠远的信天游，既是民族悲怆历史的见证，又是未来希望的表征。荣获第五届金鸡电影最佳音乐奖的《人生》中的陕北信天游《望哥哥》(许友夫作曲、远征演唱)也如此。“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出现于巧珍在庄稼地里，轻轻地唱给心上人高加林时，表达出巧珍的一片纯真之情。当高加林要离开巧珍到城里寻找新生活，在村口离别时，无声源的《望哥哥》徐徐飘过，画面带出的是高加林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的踌躇满志。而当高加林与命运抗争失败后，回到了养育他的封闭、落后、贫瘠的黄土地上，无声源的《望哥哥》再次响起，他和巧珍恋爱的画面和巧珍婚嫁的场景不断闪回，让人感受到黄土高原的苍凉和高加林的惆怅。这种低回而怅惘的情绪里散发出的淡淡哀伤，与男女主人公的悲剧水乳交融，使观众在视听中感受到了转型中的农村青年的困惑和挣扎，引发出对造成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