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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植入式广告立法监管主要问题与完善 　　摘要：对于影视作品，我国广告法立法不明、监管缺位；在植入式广告模式中，调整不到那些隐蔽性广告。美国全面开放、英国原则许可而例外禁止等规制模式，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广告立法应该明确植入式广告的合法条件，应该完善植入式广告的信息披露机制；应该优化行政、社会和行业监管的方法。 　　关键词：植入式广告立法监管规制 　　我国广告法，在传统商业广告中能够被较好地贯彻实施，但在植入式广告中却难以发挥约束作用。因为植入式广告最突出的特点是商品与艺术的融合性，而广告法现有的规定主要是从商品广告的角度出发，限制其出现的时间、场所、次数的，对于艺术性要求下的植入式广告，这些限制几乎是空谈。工商行政部门也缺乏针对性的规范和办法，植入式广告运行和发展与现行法律不成匹配，法律明显滞后。 　　1、我国植入式广告立法与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植入式广告法律地位不清 　　植入式广告作为新型营销手段，是一种产品或服务信息有偿融入影视剧等媒介载体，以此达到传播品牌认知和社会影响目的的营销行为。然而《广告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从未对以媒介为载体，以有偿、对价为手段的商业信息深度融合行为进行客观评价，植入式广告尚未纳入商业广告调整范围内，植入式广告的市场地位、市场表现缺乏法律支撑和规制。2015年9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完善了广告涵义，将公益广告纳入调整范围，但仍没有提及植入式广告。植入式广告虽然符合商业广告普遍受众、媒介载体、有偿传播、营销目的等四??形式要件，但在实践中游离于法律调整和政府规制范围之外，客观定位呈现立法真空、模糊不清的状态，学界对于植入式广告客观地位界定争议不断。 　　植入式广告的隐蔽性与商业广告要求的可识别性确实产生冲突。我国很多学者将植入式广告可识别性判断视野局限于从形式或时间层面，认为植入式广告违反了法律对于标识方式、时间长短、标识大小、披露程度等要求，直接得出植入式广告非法的结论。但这种论证方式只注重形式标准而忽视了可识别性的内在监管价值。目前少部分学者主张尊重消费者对于可识别性问题的主体地位，如果植入式广告信息与影视剧内容有机融合导致对受众观看和消费行为毫无影响，可识别性没有争论的必要性。如果植入式广告信息影响了消费者文化体验，或者形成了受众消费行为，建立在内容层面的可识别性探讨才是可行的。然而目前学界对于植入式广告的可识别性内涵没有统一理解，法律对于植入式广告强制披露义务没有明确规定，因此植入式广告法律属性十分尴尬。 　　（2）立法规制体系缺位 　　我国植入式广告规制体制缺位包括无硬性法律规制和无明确监管机关两个方面，植入式广告规制现状与产业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 　　首先是事前无审查，植入式广告法律关系大都直接存在于植入式广告主与媒介发布者之间，植入式广告从制作到发布流程中，往往没有广告经营者主体参与，实践中关于媒介内容审查交由广电总局进行，工商行政部门无权插足，但是广电机关审查对象为媒介内容本身，不包括其中的植入式广告，传统商业广告主体资格、广告内容、广告形式等审查制度不适用于植入式广告，广告合同管理制度、登记制度等前期约束规范无法实施，给广告市场秩序和广告责任承担造成了严重隐患。 　　其次是事中无监控，植入式广告法律关系中管理主体缺位，没有广告备案制度、中期审核制度、档案管理制度，没有形成对广告活动的实时监控和排查，也无相应行业自治组织进行内部监督，导致无序竞争破坏社会公序良俗，损害社会伦理道德，广告主、广告发布者与消费者之间不对等地位不断扩大，严重破坏广告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再次是事后无问责，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对植入式广告的明确约束只体现在经济法、民法、刑事领域，包括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民事权益等行为，对植入式广告活动的行政监管无法可依，并且《反不正当竞争法》只是对市场经营者之间虚假宣传的行为做出了禁止性规定，不涉及具体的植入式广告规制行为准则和评价标准，导致最后的法律责任实际上难以落实。 　　因此，只有通过深度挖掘广告主与媒体发布者的关系，才能真正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而现实中却往往存在举证困难而难以归责。 　　植入式广告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有制度对于植入式广告的法律定位和广告治理依旧空白，所以广告法律制度的设计已远远落后于广告市场的发展了。 　　（3）信息披露机制缺乏 　　隐蔽性是植入式广告的本质特征，在植入式广告活动过程中广告内容层面内隐、信息与媒介融合，受众在被动接收内隐广告信息时，很难辨明两者的差别，识别速度远远低于信息传播速度，区分时间滞后，由于植入式广告传播方式的不可逆性，也导致受众可识别能力大大降低，因此在实践中，可识别要求很难得到遵循。 　　信息披露制度的缺位，易导致市场主体的不正当竞争。商家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