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高校学生处分制度中处分先例构建.docVIP

试析高校学生处分制度中处分先例构建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身份和地位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高等教育中体现的尤为突出。在1998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高校和学生的关系被法院确定为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这种定位在其后的2001年刘燕文诉北京大学等一系列类似案件中得到了确认。这些案件的审理结果表明在司法层面上,我国对于高校和高校学生的身份地位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位,即,高校的行为在涉及学生受教育根本权利的时,高校的身份是国家教育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而学生是行政相对人。这种身份关系的确定,使学生认为高校在诸如授予学位、学籍变化、学生处分时的行为侵害了其合法受教育权时,就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法对行政行为的执行者高校进行诉讼。因而,根据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这种发展趋势,加之社会主义法治的不断健全和深化,势必要求高校在行使涉及学生受教育权的行政行为时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执行,做到依法行政、合理行政。 　　在实践中各高校往往在对学生的学籍变化和学位授予等重大问题有较为明确的上位法可以依照,各高校也能够做到依法办事,所以在各个高校之间和高校内部的不同下级院系对学生的学籍变化和学位授予等重大问题基本可以做到“一事同罚”。但是在数量、范围更大的可能影响学生受教育权的学生处分则比较混乱,尤其很难做到“一事同罚”。这种情况不但普遍存在不同高校之间和高校内部的不同下级院系之间,甚至是相同的院系对于学生同样的违纪行为的处分也会因人、因时而异,结果是极大的损害了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的公平性,也使校规校纪缺乏对学生行为的指导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这种“一事不同罚”情况的在学生处分工作的实践中,其形成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的原因: 　　1、成文法的概括性不能详述所有的学生违纪行为具体情况。我国法律承袭大陆法,以成为法为基本和主要法律渊源。各个高校根据教育行政部门颁布的上位法所制定的校纪校规一般也以成文法的形式出现。但随着社会和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现有的规范条文往往不能穷尽所有可能的具体违纪行为,造成某些违纪行为的适用条文困难。如对于考试夹带的认定,一般规定为“闭卷考试时,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文字材料参加考试者,或者携带存储有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的电子设备参加考试者,或者将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写在桌面或者墙面上的行为。”可以说这个条文的规定已经比较详细,似乎可以穷尽所有可能的夹带行为,但在笔者处理学生违纪行为的实践过程中发生过学生将考试相关内容写在手上的情况,在讨论处分的过程中有的老师就提出这种情况不属于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文字材料参加考试的行为,而因其他作弊行为或考场违纪行为处理。 　　2、各高校给与学生处分的归口部门不统一,从事这项工作的教师或行政人员职位、专业也各不相同,就造成了各高校从事学生处分的人员对成文法的解读能力和执行能力参差不齐。一般来说,各高校学生违纪处分处理的执行者为学生处或者学生工作办公室。但在对具体的学生违纪行为做出处理意见之前,对学生违纪行为的调查一般由学校的下级院系的学生工作部门或教务部门进行。而这些调查、收集学生违纪行为的部门中的老师一般都是专业任课老师,他们往往没有受过专门的法律教育,甚至缺乏处理学生违纪行为的经验,他们对于学生违纪处分规法的解读能力有限,尤其对于条文之间的逻辑关系不能正确理解和解读。这种情况经常造成同样的违纪行为,在不同的下级院系的处理意见不同,有的院系处分学生畸重,而有的畸轻。 　　3、高校之间对于同样的成文法条文的解读由于自身的习惯处理方法不同而不同,有时出入较为明显。在实践中,各高校逐步明确了高校的处分规则都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利益和前途,尤其是在2005年根据教育部新的学生学籍管理规定中的规定,学生处分在学生毕业时将不能撤出学生档案。因此,大部分高校处分学生采取非常的谨慎态度,但也有少部分高校延续着对学生违纪行为“严抓狠打”的一贯做法,目的是为了不使部分学生的违纪行为危害到整个学校的学风校风。这种随意处置的行为,往往造成了同样的违纪行为在不同的高校会得到不同的处理,比较极端的时候在一个学校可能被开除学籍的违纪行为,在另一个学校可能只是批评教育即可,如被公安机关介入的打架斗殴事件,各学校的处理往往会出现比较大的不同。 　　4、制定成文法的立法部门由于立法技术所限,一直没有出台具有一定约束力的法规汇编或条文的司法解释。在我国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就是由于立法部门的技术或者时效所限,成文法的制定、修改往往跟不上日益变化的社会生活,造成了法律的执行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的困难。在涉及到学生违纪处分的具体规范的制定和修改上,教育主管部门同样缺乏先进的立法技术和详细的条文解释,使各高校在根据教育部门制定的上位法制定、执行各自的校规校纪时出现了很多的困难。 　　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