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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区节庆文化及其特点
论苏区节庆文化及其特点
苏区的节庆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是苏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区节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主导下,革命的、大众的、具有鲜明阶级性和国际性的节日庆典文化。苏区节庆在传输革命理论、动员组织群众、显示群体力量、改造社会习俗、充实群众生活,建立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的情感模式,树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关键词]苏区;节日;节庆文化;群众运动;社会动员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1-0134-07
樊 宾(1968―),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革命史。(江西南昌 330077)
节庆是民众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各个历史时期共有的文化现象。节庆文化是一种时空概念,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发生的特定的动态文化活动。
在苏维埃运动时期,处于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重重“围剿”之下的中国共产党,发动武装暴动、创建人民军队、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始了局部执政的尝试。与此同时,一种新型的节庆文化在苏维埃区域应运而生。
苏区节庆是以集会和示威为主要形式的一种群众广泛参与的纪念和庆祝活动,形式新鲜独特,内容积极健康,模式简单高效,密切结合斗争形势,起到了动员革命群众、鼓舞革命斗志、争取革命胜利的作用,是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区节庆生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运用文化资源自上而下进行政治宣传和社会动员的史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动员和组织群众的自信和能力。但是目前,学界有关苏区节庆文化的研究较为薄弱,缺乏回忆资料和专题研究,在综合性文化研究项目和论著中,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拟对苏区节庆进行初步探究,以求教与大家。
一、苏区的节庆和节庆活动
尽管处于革命战争年代,苏区又大多地处交通不便、物质匮乏的偏远地区,生活习俗各不相同,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相对独立的各块苏区还是确定了共同的节日和纪念日,开展了许多类似的节庆活动,形成了具有共性的苏区节庆文化。
(一)初兴
苏区的节庆活动是伴随着各苏区的创建开始的,一些传统的节日甚至成为武装暴动的最佳时机。1927年底至1928年初在鄂西、湘西、湘南、赣东北等地举行的年关暴动,就掀开了这些区域苏维埃运动的序幕。比如,1928年1月,黄冈县委利用群众庆贺新春习俗,发起提灯示威活动,数千群众冒雨参加提灯游行。随后成立黄冈农委,万余群众参加大会,群众敲锣打鼓、玩灯、舞狮进行庆祝。不久,黄冈县委组织农民暴动,又有万余群众和武装农民举行游行示威,晚上举行提灯会。这样利用传统节日进行革命宣传,后来在鄂豫皖等苏区得到了延续。1930年1月29日,英山县发动党员和革命骨干,在除夕夜全体出动,到处张贴革命标语,人称“一夜光”。1931年春节期间,鄂豫皖苏区组织文艺宣传队,跟随红军到新解放的地区巡回宣传演出,节目有《八月桂花遍地开》、《小麻雀》、《送郎参军》等,备受群众称赞。直到1937年除夕,战斗在金刚台的商南游击队,还在铁瓦寺举行晚会,表演了《送郎参军》、《十二月对花》、《工农革命歌》等节目,朗读了妇女排集体创作的《金钢台斗争永不忘》等诗歌。[1]
在赣南闽西苏区开创的过程中,红四军在1929年春节取得了大柏地战斗的胜利。当时的战斗口号就是:“消灭刘士毅!杀敌过新年!”大年初二,“活捉敌人正副团长以下八百多人,缴枪二百多支,还有一部分军用物资,取得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红军在大柏地杀猪宰羊,过了一个喜气洋洋的新年”[2](P49)。类似这样的节庆活动,只是利用了传统节日的便利条件,作为宣传动员群众和提高战斗士气的手段,还不是典型意义上的苏区节庆。
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苏维埃政权开始,就不再局限于利用传统节日进行革命宣传,在党的统一部署下,一些全新的、具有革命性的纪念日开始成为重要节庆,发挥着引导、教育、动员、组织群众的作用。
如在1930年的赣西南,节庆活动已经开展得有声有色。“群众大会在赣西成了经常的工作,每月中至少有四五次大的示威游行,如攻吉、反帝、分土地、成立各级苏维埃、庆祝新年(阴阳历都举行)、欢迎红军、祝捷、慰劳红军、追悼死难者、追悼阵亡战士、成立各军或团、出征等类,不能计其次数。每次各乡区分别举行,人数辄在一、二万,少亦数千,到会群众无论男妇老幼,尽数武装,红旗蔽天,呼声雷动,空气极热烈。阳历过年和庆祝赣西苏维埃建立,群众大会各地都至三天之久,所有赤区的群众都到齐了。演剧、耍龙灯,较武汉政府时代两湖的新年和祝捷尤为热闹。”[3](P189)值得一提的是,在赣西南,“一切群众示威游行等运动,均有女人参加,作战时妇女送饭茶慰问伤兵都极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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