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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萧衍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影响 南朝的梁武帝萧炎（464-549）也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由于他的祖先萧何的声誉和地位，他逐渐拥有军队的权力。随着形势的发展，他逐渐取代了齐朝，并在山川起伏的“威胁”下正式获得了皇帝的职位。 刚刚开始皇帝生涯的萧衍表现得十分不错,完全可以用“励精图治”来概括他早期的工作状态,不但取得了很好的工作成效,并且还能一边工作,一边搞点文学创作,身边聚集了谢眺、沈约、 任昉、范云等人,时人称之为“竟陵八友”,一时堪称文治武功,全国上下弥漫着文艺气候。 萧衍的节俭也是出了名的,史书上说他“一冠三年, 一被二年”,他不讲究吃穿, 衣服可以是洗过好多次的, 吃饭也是蔬菜和豆类,而且每天只吃一顿饭,太忙的时候,就喝点粥充饥。在这方面, 萧衍在中国古代皇帝中也算得上出类拔萃之辈。 萧衍很重视对官吏的选拔任用,他要求地方的长官一定要清廉,经常亲自召见他们,训导他们遵守为国为民之道,清正廉明。为了推行他的思想,萧衍还下诏书到全国,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可以升迁到大县做县令。大县令有政绩就提拔到郡做太守。他的政令实行起来以后,梁的统治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如果按此发展下去,萧衍势必会成为历代帝王最杰出者之一,甚至极有可能重新北伐,收复失地, 重建早期泱泱帝国。 公元520年,梁武帝改元普通,这一年被历史学家视为南朝梁发展的分水岭。此后, 萧衍多次计划出家。普通八年(527),萧衍突然跟大家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脱去龙袍跑到同泰寺里做起了和尚,这下子整个朝廷顿时慌作一团,众大臣哭哭啼啼跑到寺庙前,跪求他赶紧出来工作。君臣彼此拗了三天,梁武帝终于算是出来工作,与此同时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大通”。信佛之后, 萧衍开始不近女色,不吃荤腥。 不仅他这样做,还要全国效仿。 就是祭祀宗庙,也不准再用猪牛羊,一律用蔬菜代替。这个命令出台后,大臣们纷纷上书反对,最后萧衍勉强同意用面捏成牛羊的形状进行祭祀。 大家以为皇帝的这次出家瘾总该是过去了吧,孰料两年后他再度披上了袈裟。大通三年(529)九月十五日,萧衍第二次到同泰寺,死活不肯出来,并且成功地举办了“四部无遮大会”,披上袈裟的他站在佛堂上大讲《涅槃经》,忽然从皇帝变成了和尚,群臣无不惊骇。过了几天,大家赶忙集资捐款一亿,向“三宝”祷告, 请求赎回“皇帝菩萨”。这一招还真奏效,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连佛也给推磨, 就这样,两天后萧衍还俗,却从此正式做起了兼职工作,朝堂多了很多怪异的东西,经卷代替了奏折,佛号代替了政令发布。 萧衍在之后的岁月里, 做和尚成了主业,皇帝成了兼职。 大同十二年(546)四月十日,萧衍第三次出家,这次群臣用两亿钱将其赎回; 太清元年(547)三月三日, 萧衍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37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资一亿钱赎回。梁武帝晚年笃信佛法,纵容邪恶,当时的官员郭祖深形容:“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 可以说萧衍的几次出家最后都是大臣用钱摆平,而且都是翻倍。他用实际行动支持佛教,一时之间,和尚成了天底下最光荣最有面子的职业。与此同时,萧衍已经非常在乎外人对他学佛和打造佛门的看法,对于政治, 他早已经看得开,看得虚。 有这样一件比较出名的事情: 禅门有个著名的公案,交锋双方是萧衍与禅宗东土初祖菩提达摩。 萧衍问:“朕即位以来, 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 有何功德?” 达摩答:“并无功德。” 萧衍大惊,忙问:“为什么说没有功德?” 达摩答:“这只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 萧衍问:“如何是圣人所求的第一义谛呢?” 达摩答:“廓然浩荡,本无圣贤。” 连连碰壁,萧衍未免烦躁,舌锋一转,盯着达摩蓦然厉声抛出一句妙问:“在朕面前的到底是个什么人?” 达摩答得更绝:“我也不认识。” 对于这次会面的真实性, 很多学者表示怀疑,认为这是后世禅僧杜撰出来的。但不可否认,这场机锋在理论上替萧衍兴佛却遭恶报给出了一个解释: 原来在高人看来,萧衍的苦修,不过都在一个“有”字上下工夫,尽在沙上筑塔,根本看不清事物的虚幻本质,一生纠缠实相,破不了一个“我执”;肉眼凡胎不识真佛,听不懂达摩的点拨,离《金刚经》所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的境界隔了何止十万八千里。 几百年后,提起梁武帝萧衍,不识一字的六祖慧能大师斩钉截铁地下了定论:“武帝心邪,不知正法。”假如萧衍地下有知,闻听如此评语, 不知有何感想。 然而真正让他的帝国和佛国崩塌的是著名的“侯景之乱”。 侯景原为东魏的将领, 由于与东魏丞相高澄的矛盾, 来投奔南朝梁。萧衍接纳了侯景,并任命他为大将军, 封河南王。此后,因为君臣之间的猜忌,侯景起兵叛变。 侯景在公元549年三月围攻建康。城中久被围困, 粮食断绝,饥病困扰,人多浮肿气急,横尸满路,能登城抗击者不到四千人。南梁诸王手握重兵,却彼此猜忌, 按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