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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业务组织模式创新的若干思考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科学院的文情信息系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孙坦、刘素文写了关于中国文学信息系统业务组织改革的一些思考（载《图书馆信息工作》第2003年第2期，110-112页）（以下简称“反思”）。“云西南的文学信息系统应该及时采用“图书馆和分支机构”的商业模式进行讨论。”。我们认为,开展这样的探讨是有益的,但孙、刘两位先生提出的观点却值得商榷。 1 “总馆—关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历史上的“总馆——分馆”模式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确曾有过“总馆——分馆”的组织模式,也确曾为全院文献资源协调采购、文献著录统一规范等创造过有利条件。但这一点被孙、刘两位先生提出来,作为今天创新体系下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组织模式的构建理由,我们认为不免有失偏颇。 首先,上述工作并非只能以“总馆——分馆”模式来实现,实际上国内外非“总馆——分馆”模式的图书馆不计其数,通过我们耳熟能详的MARC、AACR和元数据,通过全球各种形式的文献情报协作网和图书馆联盟,它们之间在规范文献著录格式、协调文献资源采购、实现“资源共建共享”方面都卓有成效。《思考》一文认为规范协调工作只有在该模式下才能开展,其观点不免以偏概全。 其次,看待任何问题,不能孤立片面,不能脱离时代背景。我们应该认识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的“总馆——分馆”模式源自于计划经济时代背景,它不可能脱离那个时期高度强调计划性的时代特点和要求。而今天,我国市场经济日趋成熟,加入WTO更使我们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时代背景下,罔顾发展趋向而试图照搬套用半个世纪前的组织模式,非但不“适时”,无疑还是一种“退步”。 2 业务协调模式 《思考》一文中的“三级文献保障体系”,将京区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视为第一级,兰州、成都、武汉、上海4地的文献情报中心视为第二级,将各研究所的图书情报部门视为第三级。但事实上,这种所谓的“三级文献保障体系”只是一种形式上松散的业务协调模式,而非组织模式,各中心及研究所图书情报部门均为属地片区性服务机构,其功能与作用也以满足本片区用户需求为主,任何一个中心(包括北京院中心)的服务能力目前不能,今后也不可能覆盖全院的服务,即实际上是各中心与研究所图书情报部门之间通过合作协调,来共同支撑全院科研。这种业务协调模式是灵活有效的。如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的馆际互借与原文传递服务体系,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调动院内各级单位的馆藏资源,为用户的信息需求提供充分保障。事实上,对于组织模式,在2000年3月四川西昌召开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主要负责人会议上,早已形成共识——“系统的构建模式借鉴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的拓扑结构”,整个结构“是多维的、自主灵活的、相互作用更强烈的发散型结构,从任一节点都可反映全系统”,“各节点既有宏观协调,又有自主发展空间”。这反映了当今网络信息时代的基本特征和要求。2003年3月26日召开的中国科学院2003年度工作会议开幕式上,主管院文献情报系统工作的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出版图书情报委员会主任郭传杰同志在其关于文献情报工作的发言中,明确提出:“我院科技信息系统建设的总体目标是:以中国科技网为依托,以院图书馆(作者注:即院文献情报中心)为龙头,以地区/学科情报中心为主节点,辐射、互联全院各单位,形成数字化、网络化的综合科技信息平台……”,再次明确和肯定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的拓扑式组织模式。 我们认为,这种组织模式从实际出发,更切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的实际情况。它有利于“保证良好的可扩展性和兼容性”,更有利于实现“开放性、网络型、数字化、分布式的国家科学图书馆”的发展目标。它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更协调,有效地避免了计划经济模式下机制庞大、笨重、反应迟钝的弊病,具有与时俱进的特性。相形之下,拓扑式的组织模式才是一种创新模式,是适应时代发展趋势的“适时”选择。 3 “复本”并不等于“重复” 怎样的系统模式才是最合理的模式,根本点在于“系统需求”是怎样的。文献情报机构是服务性质的支撑机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主要服务于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并兼顾对国民经济建设的支撑和服务,这是各项业务工作都必须服从的宗旨。 信息资源建设也不例外。资源的内容、载体的形式、订购的比例如何,都必须“以用户为中心”,植根于用户需求(当然文献情报机构还有一个根据形势和专业知识对用户需求进行导向的功能,但本质上仍是以用户为中心的)。目前,电子文献资源的比例逐渐增大,更方便地提供跨时空多用户使用,但由于版权问题和受出版商的IP、并发用户等限制,在现阶段经费一定的情况下仍然不能做到无限满足所有用户的需求,今后一段时期内,印本仍将存在,相应的,复本的存在也不可避免。要想完全杜绝印本、做到复本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