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环境与翻译过程中的显化与隐化.docx

认知环境与翻译过程中的显化与隐化 典故也被称为经典，是指文学作品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具有起源和起源的词语。它的来源包括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神话、传说、宗教故事、忠诚和民谣等。语言是一定历史和文化的载体,典故作为语言的一部分,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文化内涵及浓郁的民族特色,要把言简意赅又往往意在言外的典故译成异国文字,就成为翻译中的一大难题。对于典故的翻译,许多翻译名家都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翁显良教授在《意态由来画不成?》一书中提到了翻译表达中“隐与显”的矛盾,认为典故的翻译要化隐为显,即将典故的含义融入译文。如果典故的含义不能融入译文,那就要意译。而许渊冲教授提出的“三化”原则也同样适用于诗歌中典故的翻译,即等化、浅化、深化。“等化”是原文内容与译文形式统一的相等翻译,“浅化”即是化隐为显,“深化”是原意的强化、细化。笔者拟从认知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古典诗词中典故翻译的隐化与显化问题。 一、 语言的共同体 语言由符号和意义组成。认知语言学认为,符号与意义是导引与被导引的关系。不同的语言用完全不同的语言符号来导引意义,而语言符号导引意义是通过认知框架起作用的。所谓认知框架,是指“贮存在人脑中的经验和知识的认知结构,或根据经验建立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相对固定的关联模式”。语言符号是激活认知框架的触发器,而语言意义则存在于被激活的认知框架中。语言符号只有跟认知框架建立起关联才能导引意义,意义才能被人们理解。语言的意义有显和隐之分。显义是指必须由符号导引的意义,而隐义则指隐匿于符号之下的意义,又称默认值。两种语言中同一框架的默认值并不总是完全对应的,在翻译过程中应控制好默认值的量以确保目标语的符号量能有效激活相应的认知框架。如果默认值太多,即符号量不足以激活框架,译文就不知所云;反之,如果默认值太少或符号过量,译文就会因不符合目标语的行文习惯而显得不够地道。 二、 文化符号显化和隐化 从交际的角度来看,交际对象对信息意图的识别是交际取得成功的关键,而信息意图的识别又取决于交际对象能否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由于文化差异会影响读者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因此,承载特定文化信息即某种特定概念意义的语言符号在翻译过程中较容易发生显化和隐化。 Shuttleworth Cowie 认为,显化是指目标语以更明显的言语形式来表述源语信息,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增添解释性短语或连接词等来增强译文的逻辑性和可读性。隐化则与显化相反,是将源语中显现于符号的意义隐匿于目标语的符号之下,即设为目标语的默认值(隐义)。 (一) 全诗的“显化”策略 典故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鲜明的民族特色,有其深远的社会历史渊源。源语符号导引的框架如果带有文化特色,就意味着框架带有文化默认值。这些文化默认值对来自目标语文化的人来说通常都是陌生的,因此翻译时需要将源语的默认值作显化处理,即“补充说明文化背景知识”。诗人用典可以通过类比更好地说明一件事,表达一个愿望或陈述一个观点,即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所说的“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如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全诗从千年以前、万里之外下笔,以平凡的语言,唱出雄浑豁达的主旨,气势流畅,一气呵成。其中龙城、飞将这两个典故是全诗的点题之笔,通过类比表达当代(唐代)人民的愿望,希望能有像汉代飞将李广一样骁勇善战、用兵如神的将军保卫边境,平息胡乱,安定边防,“不教胡马度阴山”。这里,这两个典故已属活用,不能死讲,即非特指某地某人,而只是说能打败敌人的名将。因此,在翻译这类典故时,可以采取“显化”策略,使译文衔接自然,让译文读者更易接受。 翁显良教授认为:“用典的隐,翻译时却宜化隐为显。……与其直译加注,不如将典故的含义融入本文。”(P10)他把这首诗的后两句译为:“Had there been one commander of any prowess, / no Tatar marauder would have ventured into our domain.”(P10)把“飞将”的文化内涵化解为更明显的言语形式——“有才能的将军”,这样处理就消除了文化差异可能导致的理解障碍,使译文自然流畅,明白如话。 (二) 对不同韵律的提取 隐化是指将源语的显义隐匿于目标语的符号之下,即变为隐义(省略)。然而,典故的含义并非显现于源语符号之上,翻译时也不可能将其省略隐匿于目标语的符号之下,因此,典故翻译中的隐化是指将原文中的典故在译文中保留下来,以求译诗达到原诗的隐约之美或含蓄之美。众所周知,诗贵含蓄,一览无余、言尽意尽是诗之大忌。诗人通过典故以婉转曲折的手法将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诗歌主题蕴含在语言形象里,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去揣摩,最终达到与诗人的心灵碰撞、情感共鸣。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