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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代中叶理学的兴起 一 王守仁、用学 明代中期以后，程朱理学的官方哲学在科举和官学的一体化中发展成为一个打开科举大门的砖堆。《性理性目录》、《四书五经》构成了八篇文章的材料。人们在科举中为职业生涯而战，最终失败。所谓“有条件可以成为世界上有成功的孩子们的知识和技能的衰落”。例如，纳迪斯科的例子是“向世界传播知识和书籍”，以及“使世界上的圣人和作家变得越来越差”。这与南宋初年的情形很相似,它说明官学教育的失败,同时也提出了重建新的理论以维系日益涣散和败坏的人心的任务。也和乾淳之际的理学大师一样,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的学术大家从批判官方哲学入手,承担了重建理论、重振纲常、重系人心的艰苦工作。 王守仁认为,程朱之学虽已普及,尤其是朱熹《四书集注》已成人人必读的官方教科书,但它的精粹之处已被淹没,纯然成了束缚思想的僵死的教条或空泛说教,而且程朱之学本身“言之太详,析之太精”,“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难”,势必造成“章绘句琢”,“诡心色取,相饬以伪”,而至废弃圣人之学的局面;何况他在镇压统治者内部宁王朱寰濠集团的叛乱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和农民起义即所谓“破山中贼”的实践中,也感到了程朱之学的繁琐、不顶用。因此他提出了“破心中贼”的目标和惟在心中“自得”圣人之道的治学方法,并最终创造了其“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学说。湛若水与王守仁一同讲学,但他不以“致良知”为宗,而讲“随处理认天理”,所谈之心不仅仅指人之方寸,而且包容万物而不遗,所以王守仁称其学为求之外,而不是求之于内心。因有如此区别,当时学者遂分为王学、湛学。其实王、湛之学,实属同一学派,他们都继承和发展了南宋陆九渊的学说,是宋明理学中与程朱之学不同的另一大派系,史称“心学”或“陆王之学”。 王、湛之学的崛起是从正德年间开始的,而且和南宋时期的程朱理学一样是和书院一体化之后才得以实现的。王守仁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谪贬龙场驿时,途经长沙到岳麓书院讲学,并题诗凭吊朱熹、张栻两位大师。三年,在贵阳龙场构龙冈书院,提出“良知”之旨。四年,主讲贵阳书院,“始论知行合一”,提出“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正德十三年,王守仁以巡抚南赣汀漳的身份修复江西濂溪书院,讲学其中,大谈“存天理、去人欲”的克治省察工夫,“四方学者辐辏”,以至座不能容。这一年他还派人将自己撰写的《大学古本》、《中庸古本》、《修道说》等送至白鹿洞书院,与朱熹学派的学者商榷。十五、十六年他又两次在白鹿洞聚集门人讲学,留诗题字,遗金置田,多有建树。嘉靖三年(1524),他在会稽建稽山书院,“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止于至善”,环坐听讲者三百余人,分别来自湖广、广东、南赣、直隶、安福、泰和及浙江各州县。七年,他驻节南宁,兴复敷文书院,讲学其中,以救“人心陷溺”、“风教不振”之弊,并派高足弟子季本主持院务。王守仁的高足弟子钱德洪曾说其师学有三变,教亦有三变。学的三变是初学辞章,并遍读朱熹之书,次入佛老,三在龙场驿悟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即由佛道而入陆学。教的三变是在贵阳初以“知行合一”教人,二是离开滁阳后以静坐教人,三是在江右以“致良知”教人。若以此和上述情况相对照,我们可知王守仁之学定于书院,其教则变于书院。 跟王守仁一样,湛若水也是到处建院讲学,以倡其说,诚于《明儒学案》所称,“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从游者殆遍天下”。仅在其家乡广东,从正德十二年(1517)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间,他就创建了西樵山云谷书院、大科书院、罗浮朱明洞甘泉精舍、广州城东天关书院、增城明诚书院、龙潭书院、独冈书院、莲洞书院等,前后计有八所之多。在大科书院,他刊布《叙规》、《规训图》、《大科堂训》、合称《大科训规》,计有一百零九条,洋洋近万言,提出了“学,心而已焉者也,何莫非心也。心得职则敬,敬为义,心失职则肆,肆为利,义利之判也间焉者也”的心学思想,阐释了“敬义志道”以成君子及读书求学等进德修业的方式方法,要求诸生“随处体认天理”,将“意、心、身、家、国、天下通作一段工夫,无有远近彼此,终日终身只是体认这‘天理’二字”。嘉靖十五年、万历七年本《湛甘泉先生文集》中还收有他为各地数十所书院所作的记、序、铭、引、文、启等文章数十篇,涉及建院、祭祀、学田、聘请主讲、会讲、作文等问题,说明他对书院建设的关心和支持。而文集所收的《莲洞书院讲章》、《金华书院讲章》、《九华山中华书堂讲章》、《独岗书院讲章》、《天泉书院讲章》、《白沙书院讲章》、《福山书堂讲章》、《斗山书堂讲章》、《天华精舍讲章》、《天关精舍讲章》、《樵语》、《新泉问辨录》、《天关语录》等,更直接记载了他在各地讲学的具体内容,其苦心经营之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从以上的情形中我们可以看到,正德、嘉靖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