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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局内人、局外人、主客位观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音乐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使中国的民族音乐家产生了两个新概念。一个是“局里人”，另一个是“主、客”。翻阅最近几年发表的学位论文, 这两对词汇应用频率之大, 说明了这些概念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中所起到的、并正在起着的巨大作用。 局内人与局外人, 主位观与客位观最早出现在语言学的研究中, 对其来龙去脉已有多位学者进行过介绍1。其两个重要概念是phonetics (语音学) 和phonemics (音位学) 。前者被认为是局外人的研究视角, 固有etic (客位观) 之称;而后者被认为是局内人的视角, 固有emic (主位观) 之称。内特尔把此延伸到了记谱问题上, “表述性记谱法中往往不需要阐释, 因为演奏者们对这些因素已经了解了。这种情况可以同语言学中的语音 (phonetics) 或音素 (phonemics) 来类比”2。 “局内、局外”, “主位、客位”不仅对我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且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中也应用广泛。笔者读到过以下两篇文章。一篇是王曰美和孙元涛的《教育学者介入实践的方法论思考——关于“局内人”、“局外人”信条的反审与重构》。文中讨论了局内人和局外人两中视角的利与弊, 认为, 局内人视角能够“领悟行为、感情和价值观的那些微妙的意义”, 但却“否定了一种外部研究的可能性”;而局外人的视角可以“保持对研究对象群体的陌生化”, 可以“不偏不倚的姿态介入研究”, “但由于这种绝对的他者眼光实际上否决了参与式研究的可能性”。另一篇是韩忠太的《论心理人类学研究中的主位方式与客位方式》。文中介绍了主位、客位的发展历史和理论构架后指出:“但需要指出的是, 在心理人类学的研究过程中, 要把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并非易事”。作者认为, 在心理人类学研究中简单地提倡主位-客位综合研究方式并不是一种最佳的研究策略。研究者是采用主位研究方式, 还是采用客位研究方式, 或者是采用主位- 客位综合方式, 主要取决于研究者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课题的性质要求。 十几年前, 当这些概念刚刚进入中国音乐学术界的时候, 当中国的学者们刚刚听到这些概念的时候, 那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时刻。我们突然知道了在田野中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角度, 我们了解了自己与所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然而, 当一篇篇论文在反复运用这些词汇, 重复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 我们又不禁产生了某种厌烦的情绪。难道我们的研究角色只在局内和局外之间转换吗?难道我们只有主位与客位两种视角吗?在没有这样的两种角色和两种视角的情况下, 我们还能够从事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吗?如果可以, 我们又是什么样的人? 一、 局外人的研究 局内人与局外人产生于语言学, 后在人类学中被广泛应用, 两个概念强调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两种身份。民族音乐学把此借鉴过来, 说明民族音乐学家与其所研究的人群之间的关系, 这一关系的确定是基于两种人群 (即局内人和局外人) 与所研究的音乐的所属关系, 而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客观存在。在民族音乐学发展的初期阶段, 从业者们主要是西方“先进国家”的人们, 而所研究的音乐是非西方艺术音乐以外的世界各国的“传统的”或“民间的”音乐。这些国家相比较西方国家来说如果不是殖民地的话, 则是想要殖民的对象。这些被研究的音乐被认为相对“原始”, 所以, 被研究国家的人们渴望学习西方音乐, 但这种学习与西方学者学习非西方音乐的目的是不一样的。被研究国家的人们学习西方音乐时渴望着把所学习的音乐变成自己文化的一部分, 使自己的文化得以“发展”;而西方国家的学者们, 在研究非西方音乐的时候是出于对知识的需求, 渴望了解世界上不同音乐文化的存在样态。从好的愿望来说, 他们是想促进对“人”的了解;从否定的方面来说, 是想通过类比而显示出自身文化的优越。内特尔说道:“民族音乐学就成为文明国家的成员去研究那些贫困国家的音乐”。在这种情形下, 局内人与局外人的界限是非常清晰的, 自然的, 对研究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有效的。作为西方的学者, 他们是所研究文化的局外人, 这样便产生了跨文化研究的视角。怎样理解他文化?怎样进入他文化?怎样描述他文化?这些对西方学者来说是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出于学者的良知, 跨文化的研究使得西方学者意识到了不同文化的存在价值。人, 无论其所处国家的贫困与富有, 他们都有生存在同一世界的权利, 他们的文化也有着共存的价值。“文化相对主义”便在这种认知当中慢慢形成了。进化论对于世界的进步有着不可否定的作用, 而文化相对主义对文化间的理解和人际间的关系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局内人与局外人之区分不仅仅是身份的不同, 他们相应地带来了对文化看法上的区别。研究者看待其所研究的文化, 由于他们不是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