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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居延汉简》看秦人的畜牧业 秦人的繁荣与畜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据说秦人的祖先薄颜说：“舜控制着动物，动物很多，所以有土地，他给了他姓刘。”。伯翳的后代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造父的后裔非子居犬丘时“好马及畜,善养息之”为周孝王“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故被周孝王封为附庸,“邑之秦”。而历史上有名的能识千里马的伯乐,据《庄子》和《吕氏春秋》记载,说他就是秦穆公的大臣。又据《淮南子》记载,历史上有名的另一位相马者九方皋也是秦国人。没有发达的养马业就不可能产生这些有名的相马者。 战国中期之后,秦国的畜牧业尤其是养马事业,又有了迅猛的发展,而且远远居于山东六国之前,这从历史文献中就可看出。正如《战国策·韩策》所记载秦国“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蹶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秦始皇只所以能够统一六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依靠“兵强马壮”的雄厚实力。近年来,在秦始皇陵东侧发现的大型兵马俑坑中的陶马以及在秦始皇陵园内外发现的马厩坑,就是秦代养马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 秦国的畜牧业尤其是养马业为什么发达呢?这是因为秦国最早立足于西北地区,西北地区有着优越的发展畜牧业的自然条件,秦人很早就利用了它。秦国把发展畜牧业作为一项政策,在历史上第一次制定了发展畜牧业的成文法律一一《厩苑律》,建立了牛马户口登记、注销制度,对饲养牲畜从饲料的征收支付、到牲畜的培训使役、评比饲养的优劣等都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甚至对诸侯国牲畜入境的检疫也有立法。秦代除在中央和地方设置厩、苑以发展畜牧业外,又积极鼓励私人养牛、养马,如“乌氏倮畜至谷量,秦始皇令倮比封君”。 研究秦代养马业必然要涉及秦代的厩苑制度,对此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有些问题笔者以为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 马装—秦始皇的御厩 “厩”,《说文解字》曰:“马舍也”。日本学者森鹿三在《论居延汉简所见的马》(《简牍研究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一文中曰:“厩,是鸠集的意思,是管理和饲养大批马匹的场所”。其实古代的厩,并非专指养马场所,除养马外,还养牛、羊、鹿、狗等。这从古代文献中可以找出根据。古代天子的御厩是多少呢?《周礼》曰:“天子十有二闲。”《说文解字》释“闲,木栏也”。郑玄注《周礼》曰“每厩为一闲”。《周礼》成书于战国时代,其中所谓的周代制度,实际上多为春秋战国的情况,而且每每有理想化的成分,这已被越来越多的考古新发现所证实。那么,秦代天子之厩即秦始皇的御厩为多少呢?历史文献语焉不详,但从中我们也知道一些。如“中厩”见于《史记·李斯列传》,公子高向胡亥请求赐死以陪葬秦陵时曾说:“先帝无恙时……中厩之宝马,臣得赐之”。这说明中厩是秦始皇御厩无疑。汉代的中厩却不是御厩,据《三辅黄图》云:“皇后车马所在。”中厩之名又见于《睡虎地秦墓·厩苑律》。又如“外厩”,见于丞相李斯的《谏逐客书》,李斯曰:“必秦国所生然后可……而骏良,不实外厩”。李斯之言是给秦始皇讲的,列举的养之厩,必然是天子御厩。外厩除秦国设置外,战国时期的楚国、齐国也设置。如苏秦游说楚王曰:“大国诚能听臣之愚计……燕代之良马,橐他必实外厩”。这里的外厩,明显是楚王御厩。又如冯煖对孟尝君曰:“宫中积珠宝,狗马实外厩”。看来外厩是专为国王皇帝设置收养别国送来的奇畜如、橐他狗马等而设置的。 在《睡虎地秦墓竹简·厩苑律》中除有“中厩”之外,还有“大厩”和“宫厩”。如:“将牧公马牛,马[牛]死者,亟谒死所县,县亟诊而入之,其入之其弗亟而今败者,今以其未败直(值)赏(偿)之……其大厩、中厩宫厩马牛(也),以其筋革角及其贾(价)钱效,其人诣其官……”。“大厩”据《汉旧仪》所讲是汉代天子六厩之一。另外《汉书·百官公卿表》中主管皇帝车马的太仆属官中有“大厩令”。且“中厩”是秦始皇的御厩,“大厩”与“中厩”并列,说明大厩也必然是御厩。同理,“宫厩”也应是御厩。至此,我们已知秦始皇的御厩有:大厩、中厩、宫厩、外厩四个厩了。 1976年10月至1977年初,陕西省秦俑考古队在秦始皇陵封土东侧的上焦村西,钻探了93座马厩坑和跽坐俑坑,在这些坑中出土了一批陶罐、陶盆和铜洗的残片。在陶罐、陶盆的肩腹以及铜洗的口缘上发现了马厩名称的刻辞。刻辞内容简述如下: (1)在2号坑出土的陶罐腹部两处分别刻着“中厩”二字,“中”字为隶书,“厩”字为篆书。 (2)在36号坑出土的陶罐的肩部刻着“宫厩”二字,“宫”字的两个口为方折,近于隶书,“厩”字为篆书。 (3)在30号坑出土的陶盆的腹部刻有“左厩容八斗”五字,字体均为小篆。 (4)在64号坑出土的铜洗口缘的背面刻有“大厩四斗三升”六字,字亦均为小篆体。 (5)在29号坑出土的陶盆和陶罐上各刻有“”二字,发掘者将其释为“三厩”。 上述有关厩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