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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脾论治湿困脾胃证 脾脏是先天之本，是气血生化的源头。人体的防卫功能与脾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之所以发病, 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正气的强弱。《素问·遗篇刺法论》指出:“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如果正气不足, 就容易被外邪入侵而发病, 即所谓“邪之所凑, 其气必虚”。如果正气充盈, 则虽有外邪, 也难以致病。元气就是人体的正气, 它禀受于先天, 又必须依赖后天脾胃精气的不断滋养, 才能发挥外御病邪, 内防传变的防御作用。《灵枢·刺节真邪篇》提出:“真气者, 所受于天, 与谷气并而充身也。”这也说明先天之精也必须依赖后天脾胃之气的资助。李东垣更指出:“元气非胃气不能滋之。”这些阐述从生理上说明了脾胃在抵御外邪中的重要作用, 同时也表明脾胃之气的强弱是正气盛衰的关键之所在。脾胃健旺则营卫之气充盈, 可以抗御病邪侵袭。《灵枢·本脏篇》中提到:“脾坚, 则脏安难伤”, 《灵枢·五癃津液别篇》也指出:“脾为之卫”。张仲景更明确指出:“四季脾旺不受邪”。以上均说明了脾在人体防卫功能上的重要性。脾的防卫功能与现代医学免疫功能有许多相似之处, 脾与免疫功能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许多学者从现代医学角度, 对脾虚证与免疫功能的关系从多方面作了大量临床和实验研究。 1 肾阳虚证、肾阳虚证的超微结构改变对样品超微结构的影响 黄秀深等研究湿困脾胃大鼠模型发现模型大鼠脾脏及胸腺脏器系数降低, 胸腺皮质厚度及中央动脉淋巴鞘直径变小, 说明脾虚小鼠免疫器官的发育受到了抑制。吴玲霓等采用对比研究等方法, 在相同实验条件下, 观察和比较了肾阳虚证、脾虚证实验动物的免疫器官中脾和胸腺的超微结构改变, 及补肾方药肾气汤、补脾方药四君子汤对它们的影响, 结果显示脾虚、肾阳虚证动物的脾脏、胸腺超微结构均有明显的破坏现象, 肾阳虚证尤甚, 提示免疫器官超微结构的这一改变可作为脾虚、肾阳虚证的病理学证据之一, 补脾和补肾方药治疗可分别改善脾虚证、肾阳虚证动物已受破坏的组织结构, 实验结果也佐证了上述观点。 2 存在的问题及改变 细胞免疫是由T淋巴细胞介导的免疫应答。近年通过研究小鼠L3T4T+细胞克隆, 发现其所产生的细胞因子种类, 可分为Th1和Th2细胞, Th1细胞在机体抗胞内病原体感染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Th2细胞主要功能为刺激B细胞增殖, 并产生抗体。杨冬花等研究发现脾虚模型大鼠活化的T细胞核因子 (NF-ATc) mRNA表达升高, Th细胞向Th1分化途径受抑制, 而在其检测脾虚大鼠及治疗后T淋巴细胞上清IFN-γ、IL-4的含量时, 发现脾虚模型大鼠Th1/Th2细胞处于失衡状态, Th1细胞向Th2发生偏移。陈勇等观察防己黄芪汤灌胃给药后, 脾虚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和脾脏T细胞功能明显受到影响。其发现脾虚小鼠的脾脏T细胞经Con A激活后增殖活化和产生IL-2的活性明显受到抑制。张声生等发现脾虚证和脾虚痰湿证CD4+、CD4+/CD8+比值皆明显下降, 脾虚痰湿证CD3+也明显下降, 但CD8+明显上升。孙克伟等发现显示肝郁脾虚型和湿热内蕴型的CD4+/CD8+均降低, 而肝郁脾虚型下降更明显;两型Th1细胞因子均无明显改变, Th2细胞因子明显升高, 肝郁脾虚型升高更明显。彭桂英等发现荷瘤小鼠经肝郁脾虚因素的刺激后, 其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杀瘤能力和产生NO (一氧化氮) 的能力都明显下降。另外, 巨噬细胞溶菌酶含量的下降是脾虚证非特异性免疫功能低下的一个重要方面。王天芳等通过研究发现慢性疲劳综合征肝郁脾虚患者的外周血NK细胞活性以及免疫球蛋白水平均较正常对照组显著下降。红细胞参与机体免疫应答, 发挥增强吞噬、清除循环免疫复合物、调节免疫应答、增强T细胞依赖性应答等功能。近年来研究表明, 脾虚证患者和实验性脾虚证动物模型的巨噬细胞吞噬活性降低, 而经健脾益气治疗后, 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得到很大提高, 增强了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同样, 针灸某些穴位如足三里、关元等可使IL-2、NKC的活性增高, 对NKC-IL-2-IFN-r免疫调节网络起到正调节作用, 同时并调动与其相关的免疫细胞和因子, 发挥更广泛的免疫作用。 3 君子汤治疗前后血清免疫指标的变化 体液免疫是由B细胞活化产生的特异性抗体发挥的免疫效应。陈松等观察脾虚证模型的大鼠Ig M水平显著降低, 服用四君子汤后有较大改善。温庆祥等研究发现脾虚患者经四君子汤治疗后血清Ig A、Ig G、Ig M的含量明显升高。李家邦等发现脾虚证模型大鼠较正常大鼠的T淋巴细胞和血清水平Ig M显著降低, 四君子汤治疗组则与正常大鼠无显著差异。另外, 胃肠道局部免疫系统可合成与分泌针对肠腔内各种抗原的特异性抗体, 尤其是分泌型Ig A (SIg A) , 脾虚时SIg A含量下降。孙理军等认为脾虚证大鼠的唾液溶菌酶增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