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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国防政策的起源与演变

中国古代的国防政策是指夏、商、周初王朝在激烈的国防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国家防御力量建设和使用的行动标准。最初的中央军事政策是指中原在激烈的国防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军事侵略政策。它在数千年历史上有效地指导了国防实践活动,有着与西方不同的鲜明特色,其中一些内容至今不乏借鉴价值。但自1804年以来,这些政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明显的不适应近代国防的需要,随着西方列强侵略战争的扩大,在晚清进步兵学家的积极推动下,清政府被迫改变了传统的国防政策。我们今天总结这段历史经验和教训,对深刻认识中国国情,指导现实国防斗争,也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古代国防政策的产生,首先是我国古代国防长期实践活动的结果。它的起源,最早可以上溯到原始人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为求得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个体或群体的本能防卫。《韩非子·五蠹》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众害。”可见民居的发明也与人类原始的防范措施有关。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发明了棍棒、弓箭等防御性武器,在居住地周围构筑了栅栏,挖掘了壕沟,形成了原始的社防村落。如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临潼姜寨遗址周围,有一条宽、深各2米的护村壕沟。西安半坡遗壮居住区外围也挖有一道深5至6米,宽6至8米的防御性壕沟。上述设防规范化的现象,说明我们的祖先已经逐渐积累起一定的防卫经验,并且运用于指导实践了。

在大体相当于公元前4500多年的大汶口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阶段,较完整意义上的国防出现了。主要标志有3个:1、当时已出现了最基本的国防目标一一领土和财产。氏族部落出现以后,逐渐产生了划地定居的现象,各部落都有自己的狩猎、采集和耕种区域,不得相互侵犯。而且生产力的发展使产品有了剩余,出现了阶级分化和私有财产,原来以血亲复仇为主要目的的“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取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抢劫,变成一种正常的营生。”我国上古时代传说中的涿鹿之战、阪泉之战大都属于这类战争。2.当时已出现了国防领袖和国防组织。原始社会发展到军事民主制阶段,战争更加频繁,战士们的地位也日益重要。打胜仗的英雄,不仅在分配战利品和择偶婚配时优先,还常常凭借其丰富的军事经验,当选为担负生产、防卫等多重领导责任的部落领袖。当时的军事组织尽管还没有与生产组织彻底分离,随着战术手段日趋成熟,组织系统也更加严密,担负起防御外敌入侵的全部职责。3、城堡的建设。由于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阶级矛盾的激化,部落间的掠夺战争也不断增多。部落首领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权力,驱使民众修建起较完整意义上的匡防工程一一城堡。我国龙山文化时期,迄今已发现了5座城址,有城墙、城门,有的门两边还有土坯筑的门卫房。这些军事城堡的出现,预示着社会将要发生深刻的变化,“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坟墓,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②

当然,当时文献所说的“国”,与今天的“国家”还不是一码事,只是到了夏、商、西周时期,出现了最早的国家政权,有了军队、法庭、监狱等强有力的专政工具,原先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防卫才被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防卫所代替。这一时期丰富的国防实践经验开始向原则、方针的层次升华,并在春秋战国浓烈的战争硝烟中走向成熟。作为长期国防经验的理论结晶,管仲学派倡导的“富国强兵”,“寓兵于农”思想,商鞅、韩非等法家代表推行的“耕战”政策,孔子、孟子等儒家巨子宣扬的“德政安边”的王道思想,无不对中国古代国防政策的形成有强烈影响。由于秦汉以后国防斗争的样式始终没有超出先秦的范围,尊崇祖先的历代统治者始终坚持被历史反复证明是有效的国防政策,这也是无可指谪的。

其次,华夏各族自古以来就蕃衍生息在黄河、长江流域。这块富饶的文明发祥地西南和西面耸立着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天山山脉以及阿尔泰山脉。南面和东面及环绕着烟波浩翰的太平洋,天然构成一道巨大的弯月型国防屏障。所以历史上大多数中原王朝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蒙古高原和东北山林地区游牧狩猎民族的侵扰。仅在明代出现过短暂的抗击倭寇从海上入侵的战争,而这种入侵又是松散的,缺乏组织性,带有浓郁的海盗劫掠色彩。

从经济地理和民族地理角度看,奠基于单一农业经济结构的历代中原王朝,大多缺少马匹,中原军队只能以步兵为主体,无法在大漠草原深处与游牧民族骑兵周旋。即使象汉、唐王朝那样组织起远途奔袭,消灭对方有生力量,也无法长驻久留,巩固战果。连古人也看出,“故东拒沧海,西阻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得其人不足增赋,获其土不可耕织”,这就决定了历代中原王朝多凭依城墙堡垒防守于农牧业经济区交界线的历史特点。

其三,冷兵器时代,野战步兵只有依靠较密集的队形才能抵御骑兵的冲击,步兵缺乏机动能力又不得不处处设防,故尔需要拥有庞大的常备军,给国家带来沉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