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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西夏汉文著作中的缝装

关于服装，在关于印刷和印刷的著作中，几乎没有关于服装和装饰的讨论。个别著作在论及书籍装帧时有所涉及,但有的将“缝绩”装列入线装书之列,有的从“缝绩”字面上知是“用线缝订”,但认为“怎样缝订,已不可知了”。这就是说,在古籍中有没有缝缋装,缝缋装是什么样式,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1991年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进行了清理发掘,出土了一批西夏文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数十种西夏文献:有印本有写本,有汉文有西夏文,内容主要是包括藏传佛教密宗经典在内的佛教典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笔者有幸承担了这批文献的研究任务,认为其中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西夏后期的木活字版印本,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实物,使木活字发明和使用的时间从元代提早到宋代,并经文化部在京组织专家鉴定确认。

在这批古籍中,有数种页码已经散乱的残本,因其也是单面书写,一页两面,从中缝对折,翻捡时有字面和无字面交替出现,我们曾经认为是蝴蝶装。后来发现,这些残乱散页,除个别页外,大多数页的前后两面内容不相衔接,文字大小和形体也有明显差异,这就排除了它是蝴蝶装的可能性。经再三学习研究,始否定了它是蝴蝶装的看法,并认为它就是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缝缋装。现在可以确认《汉文诗集》、《修持仪规》、《众经集要》等三种汉文写本为缝缋装。前两种保存较好,兹简介如下,并略陈管见,敬请方家教正。

一恢复了较为完整的文献信息

《汉文诗集》,白麻纸书写,纸已泛黄,每页中间下半残损严重。出土时,有的纸页中缝还留有残线。无首无尾,原书名已佚。根据文字内容及残损情况复原拼对,计存全页者13纸,半页者2纸,总计28面。每半页高21.5厘米、宽12.3厘米;为节省纸张,不设边栏界行和版心,不留天头地脚,不编页码,满页抄写,诗句不单独起行,而是写在上一首下部的空当处;部分页面字形稍大,每面9行,每行17字,部分页面字形较小,每面多到12行,每行最多25字,显然不是一次一时抄写的,每次抄写并无格式的束缚。内容多为七律,也有古体诗,近70首;其中保存诗名的有40余首,如《茶》、《僧》、《樵父》、《菊花》、《久旱喜雪》、《上招讨使》等,.是现知仅存的西夏汉文诗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从内容上看,可分成前后不相连缀的两部分;从复原情况看,每一部分应有8页,第一部分存6页,尚缺第1、2两页;第二部分存7页,缺第1页;另半页者2纸,尚待缀合。相互的组合情况是:每一部分的1与2、3与4、5与6、7与8背对背相互匹配,单数页字面朝外,双数页字面朝里,然后码在一起,向里折,在折缝处用线连缀在一起,成为一迭。如果拆散,每页两面文字连贯的只有每部分中间的一页,而其它各页两面文字都不连贯。

《修持仪规》,也是麻纸写本,出土时已散乱,纸已泛黄,无头无尾,也无页码,但大部分页面完整,版面疏朗,笔法流畅。据方广锠先生考证,是从“藏文翻译的密教无上瑜伽派典籍,仅在西夏流传,前此未为中原人士所知,故古代佛教文献中未有纪录,亦未为我国历代大藏经所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经整理复原,计全页者11纸,半页者3纸,总计25面,也分为前后不相连缀的两部分:第一部分5页,第二部分6页,3个半页为其它部分残页。每页版框高23厘米、宽30.5厘米,四周有单栏线,上下高18.2-18.8厘米、左右宽30厘米;每面8行,每行多为20字,最多23字;无版心,但页面中心空当较大,上下栏线中间有数毫米大小不等的缺口,便于折迭;有的左右两段栏线墨色浓淡有差异,高低也有数毫米之差,说明它是在装订好之后画上去的。按内容,每一部分也应为8页,但它的组合与《诗集》略有差异,即每一部分相配的两页,第一页字面不是向外折,而是向里折,第二页不是向里折,而是向外折,每两页字对字相互匹配;最中间的一页不是右面与左面相接,而是左面与右面相接。

根据上述材料,我们认为缝缋装有以下特点:

首先，只有这本，没有印刷本

首先，顺序，然后写

第三，前后写得很好

第四，每页的页是双的，通常是八页的

第五，它分为重复孔和连续重复本手册

二有关缝装的描述

“缝馈装”的说法,并不是今人的创造,而是古人早有此说。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王洙原叔内翰常云,‘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绩之弊也。’”这段话涉及两个概念:一是“书册粘页”,当指蝴蝶装书册,这种装帧方法,即使页面错乱,也较容易“寻其次第”,使其完复;一是“缝缋”,当指缝缋装书册,在其页面“错乱颠倒”后,本页的前后两面文字都不连贯,再要找出文字与它相连的页面,确是很困难的,我们在整理复原上述几本残乱写本时,就深深体会到它的艰难。然而,我们要说的是,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