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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祭仪式：乡村日常生活的道德叙事

摘要：祭祖仪式作为一种礼仪实践，与提供其生存土壤的文化语境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通过对一个湘南乡村家祭仪式的考察可以发现：家祭仪式言说着家庭、家族以及村落的道德秩序，是乡村社会生活中在场性、实践性、群体性的道德叙事。仪式的道德叙事说明了家祭根植于乡村日常生活，并具有与信仰观念、道德内涵一体化的本土色彩，其作用的产生不是由于外在力量的规约，而是因为内含于仪式本身的秩序传统。应正确认识仪式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挖掘乡村社会中的优秀传统并运用到新型文化秩序的建构实践中，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工程。

关键词：祭祖仪式;家庭祭祀;乡村社会;日常生活;道德

在中国文化语境里，祭祀是具有深厚内涵的礼仪行为。为逝去的亲人举行丧礼、对祖先虔诚祭奠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其不仅贯穿于对《礼记》《仪礼》《周礼》等经典的阐述与考据，随着儒家的兴盛而不断丰富，也在实际的教化、修行中实现了由贵族到庶民的延展。尤其是到“礼下庶人”的宋代，大儒朱熹总结前人的思想和理论，制定了家庭礼仪模式——《家礼》，从理论高度为礼仪的推行提供了依据和保障。由此，庶民家庭的礼仪在具体礼制上得到了规范，并在民间广泛流传。①在以礼仪文化为底色的中国传统社会，祭祀并非一种象征性的仪式，而是一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实践行为。“礼仪”极具本土色彩，是“礼”与“仪”的复合，即具有动作行为与人伦道德的双重意蕴，体现出内容和形式、身与心的高度统一与融合。②因此，对祭祀仪式的解读理应将其复归至中国文化语境下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分析仪式本身所固有的信仰内涵和道德属性，进而思考仪式与伦理秩序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葛学溥根据祭祀者的范围和祭祀的地点，将祭祖分为两种：一是宗族成员在祠堂祭祀“共同的祖先”，其祭拜者由村落里同属一个宗族的子孙构成，祭祀的祖先去世时间久远（称为“远祖”），祭祀的地点为一个宗族共有的公共空间“宗祠”;二是家庭成员在堂屋祭祀“最直接的祖先”，其祭拜的祖先去世时间不长，参与祭祀活动的后代和该祖先有非常亲近的血缘关系（一般在四代以内），他们进行祭祖活动的地点称为“祖屋”。③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宗族组织在现今乡村中日趋式微，核心家庭成为中国家庭结构的主要形态。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乡村公共祭祀活动的减少，而家庭祭祀活动凭借着可依托的组织得以延续。

基于以上学术考察，本文采用葛氏关于祭祖仪式的分类，将家庭祭祖仪式确立为研究对象，以湖南省南部一个典型的汉族村庄（町村）为田野点，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入手，观察家祭仪式在家庭、家族和乡村中扮演的道德叙事角色，试图在微观层面上揭示家祭仪式整合乡村秩序的内在机理，继而探讨其在现代社会中存续的意义。

一、田野点和家祭仪式概况

町村是湖南省南部的一个建制村（行政村），隶属于祁东县，位于该县辖区的东南部。连接县城和所属小镇的公路经过该村，因而村民的交通出行较为方便。町村地处湘南丘陵地带，为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一条小河流经村中，从山丘脚下蜿蜒而过，也构成了与邻村的天然界线。村民的房屋建在山丘脚下或公路两旁，山丘与山丘之间的开阔地是一块块的水稻田。以前，町村村民的主要生计方式为水稻种植，人均3分田，种植水稻只能满足口粮供应，并不能取得更高的经济收益。上世纪90年代起大部分年轻人南下广东打工，人们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近年来有相当一部分村民返乡，将一些水稻田改建成池塘，從事淡水养殖业。2008年，町村所属的小镇上新建了一座工业园，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部分年轻人选择在工业园务工。

截至2020年3月1日，町村共有290户人家、712口人，除了4名嫁进来的外地媳妇外，皆为汉族。町村由7个“院子”构成，分别是皂田、对门、井边、毛桥、虾公塘、新屋、桥板塘。“院子”是当地方言，为村小组的意思，上了年纪的村民更愿意以“生产队”来称谓和区分。村民姓氏较多，人数较多的有曹、谢、李、周、陈、屈六个姓氏，根据村民的说法，他们都是祖上五代的时候从不同的地方搬迁至此。这些人数多的姓氏家族皆有祠堂，村民们称之为“厅屋”。村民家中的红白喜事都在祠堂举行，只有这时才是祠堂热闹的时候。平时祠堂里放一些农具，显得冷清。

町村没有宫庙，在一些偏僻的山坡上有一些用石头垒起来的土地神神龛，但是村民们并不祭拜。町村的祭祀活动主要是家庭祭祖仪式，每年的清明节、中元节、除夕是祭日。按照传统，外出的村民在这几个祭日里需要赶回家行祭，即使不能全部赶回，至少也要保证每个家庭都有人在家。除夕是大家团圆的日子，也是村民祭祀祖先的时候。通行做法是在各家的堂屋摆上丰盛的年夜饭，再摆上碗筷、酒杯，碗里盛放少许米饭，酒杯里倒上一点点米酒，在桌前烧纸钱和香。随后，在屋外燃放一卦鞭炮，子孙们在祖先的遗像前磕头作揖，请祖先用餐，待祖先们用完餐后，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