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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征数据税的理论基础及制度设计

一、问题的提出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数据税是对数据活动或数据使用进行征税，其本质是对数字化商品或服务征收一种新税。关于数据税的研究，国外学者Cordell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可按照数据流量征收“比特税”（Bittax）的构想。此后，相关研究不断涌现。Omri（2019）建议对“反映所收集信息的数量和质量”的数据征税。Slemrod等（2008）认为，并非所有数据的价值都相同，衡量数据要素应税价值时易造成扭曲，对数据征税过于低效。国内学者傅靖（2020）、邓伟（2021）论证了数据要素的可税性，同时对数据税的税基、数据如何进入传统税种课税范围、如何与其他税种相协调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杨昭等（2023）分析了数据要素对我国现行税制的影响，指出要逐步改革增值税和所得税制度，提高我国税制体系与数字经济的适配性。邬展霞（2023）探讨了数据要素价值创造商业模式对我国税制体系的冲击，指出应当明确数据产权，对数字交易征收增值税或者开征以数据传输量为税基的新型数据税。褚睿刚（2023）提出了对公共集合数据课征数据资源税的新课征模式。白彦等（2023）探讨了对数据课税的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税种设置以及征收环节等。

既有研究尚未能明确、系统地提出如何确定以及衡量数据要素货币价值的方法，以数据货币价值作为税基的课税方案难有操作性。有鉴于此，不妨对数据税的设计思路加以转换，以数据量作为衡量数据要素价值的方法并据以征税。基于上述思路，本文通过梳理数据要素价值创造的基本内涵，针对现行税制体系与数字经济发展的不适配之处，以数据要素价值创造作为切入点提出对数据量征收数据税的具体构想，以期对数字经济税收治理有所裨益。

二、数据要素价值创造的基本内涵

（一）数字交易涉及不同的数据要素

所谓数据，是基于二进制编码按预先设置的规则汇聚的现象记录。数据要素则是经济交易中包含的依赖于上述数据编码技术的关键要素，如数字通信、数字内容、数字分销、数字自动化以及数字支付等。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数据已成为新的涉税点。在当前的经济运行中，大多数商业模式都包含使用了数据要素，进而进入了数字经济中的数字交易范畴。比如，具有实物形态的电子商务交易主要包含使用了数字通信和数字支付两类数据要素，这类数字商业模式与传统实物形态的商业模式并没有根本性区别，也不会对现行税制造成较大的冲击。不论是企业对企业（B2B）、企业对个人（B2C）还是个人对个人（C2C）的交易模式，都只是将面对面交付货物转变为在互联网平台下订单，由交付供应商或物流承包商等交付货物的交易形式。对于此类交易，只要所交易的货物是有形的，税务机关依然有能力进行追踪监管。但如果数字企业交易的是数据库、虚拟存储等无形的数字产品或服务时，税务机关就难以追踪并无法全面掌握其虚拟化的交易过程。这类数字交易就对现行税制带来了巨大挑战。由于不同类型的数据要素在交易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因此，对数据要素进行税收治理应当首先辨别各类数字化商业模式所涉及的不同数据要素。

（二）基于数字平台的数据要素价值创造

1.数字交易以数字平台的数据要素为核心。如前所述，数字内容、数字分销、数字自动化等数据要素改变了交易本质，加剧了传统税收监管和税务执法的复杂性。数字交易中，由于多层面商业平台的运营和网络效应的存在，用户的单方面在线内容生成或多方互动行为往往会影响数字化商业模式的盈利策略。为了充分发挥网络效应的积极作用，数字平台一般会允许用户在其平台上免费浏览、访问相关数字产品与服务，并鼓励用户在数字平台进行互动生成个性化内容，进而吸引更多的潜在用户或消费者进驻平台。大多数用户为了获得免费的平台使用权，会自愿接受数字平台提供的收集用户个人数据的隐私政策条款（privacyterms）。换句话说，绝大多数用户实际上是在知情的前提下分享了个人数据，为数字平台企业后续加工、处理、出售数据贡献了价值。简言之，现代互联网生态系统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平台用户数据收集、分析以及货币化的基础之上，数字平台向用户提供用户想要的数字产品，并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单独的数据通常具有低值性，然而一旦将其与其他数据结合使用，就会产生价值增幅。用合适的度量方法对这种价值进行测算，数据的可税性就变得更加清晰。

2.数据要素价值创造的具体内容。数字企业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后台对用户个人信息、用户行为信息、用户在线活动轨迹等数据要素进行清理分析，最终加工成具有一定商业价值的新数据再出售给其他数据需求方。这一交易过程中，对提供原始数据的用户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度进行确认计量，具有不言而喻的现实意义。在数字化商业模式中，常见的以用户为中心的盈利策略包括出售与用户个人信息相关的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