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论文：刘柳危机管理中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从港府与媒体的关系中得到的启示.docVIP

危机管理中政府与媒体的关系 --从港府与媒体的关系中得到的启示 余 琼 刘 柳 【摘要】危机管理是各国政府在今后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及时、高效、温和地处理各种类型的危机事件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危机管理的中心一环是有效的危机沟通，这就需要建立政府与媒体的制衡双赢关系和良性的沟通互动机制。香港特区政府与新闻处媒体的特有的打交道方式为我们政府在危机管理中如何与媒体相处合作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政府；危机管理；媒体；沟通；启示 一、媒体对危机传播的特殊影响 危机（Crisis）其实是一种风险，在风险面前，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做出抉择改变困境。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危机即“决定”（to decide）。而危机的另一层意义则是传播。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感觉器官和表达器官的延伸。”“媒介即信息”。面对危机我们不能改变事实，但可以努力改变公众对事实的看法及态度。所以我们寄期望在传递信息过程中，改变公众对危机的认知。 因此，在发生突发事件，政府进行应急管理时，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如何处理危机事件的传播，而危机传播的最核心要素则是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导。因为媒体对新闻事件的报道有着以下特殊的影响力： 媒体的不适报道使危机扩大化 危机由媒体传播发布，则立马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这使得危机事件传播更快，影响范围更广，事态更易变异。尤其是现在，媒体数量快速增加，电子网络媒体平民化，媒体动辄就以现场转播方式报导危机事件，这对政府的危机应变能力将是更大的挑战。学者Murphy和蔡树培认为，媒体在危机传播中会产生“扩音作用”（Amplification）[1]媒体不仅传递信息，而且能直接影响公众对危机的知晓程度和情绪波动变化。因此，媒体传播不仅会影响危机发展，甚至还会使危机扩大升级。 媒体的不适报道影响政府形象 当今时代是一个媒体充斥的时代，媒体报导能塑造公众对事件的认知，在危机事件发生时尤为如此。学者Lerbinger和Stocker认为在危机真相未明之前的媒体报导，常造成一种预先的“媒体审判”（media trial）效果，直接冲击着政府形象。[2]学者Cohn指出，政府形象很可能在48小时内瓦解，这速度可比危机事件上法庭审判的时间要快得多。[3]学者Hoger和Swem则认为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民意论坛的杀伤力决不比法庭审判的杀伤力低，有时甚至更为严重。[4]因为在当今社会，公民越发有自主意识，他们不能满足于成为被动接受信息端。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信息环境能影响公众对信息事件的认知，而公众在这种认知下会对信息事件做出相应的反馈行为。下面的这个图就是关于信息环境、环境认知以及人的行为这三者间相互作用的一个关系模式图。如图： 从该图可以看出，首先信息环境会影响人们对环境的认知，什么样的信息环境就会形成什么样的认知。而一旦人们对环境形成了一定的认知，就会将这种认知作用到人们的日常行为中。同时人们的行为又会反过来影响到信息环境。当危机事件发生，这时的信息环境就是人们对危机真相的探究，如果政府和媒体没有第一时间妥善处理对危机真相的说明，就会形成人们对此时危机环境的消极认知，即猜测和谣言肆意传播。这也是政府形象严重受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种认知下，人们会对政府形象形成一个具有杀伤力的审判行为。同时，在这样的行为作用下，危机信息环境就更难处理。 媒体报道成为把握舆论话语权的争夺舞台 各方团体在危机发生时争先利用媒体取得解释权，于是媒体成为各方把握优先舆论话语权的竞逐舞台，在这种混乱场面下，政府与媒体的沟通变得更加困难。[5]而危机事件本身的敏感性就具备新闻价值，即危机事件具备冲突性、影响性和特殊性等新闻要素，本身就容易吸引记者报导，成为媒体需要的热点和焦点报导对象。 由以上可以看出，媒体对危机事件的传播确实存在特殊影响力。学者希斯认为，“在危机管理中，沟通是最重要的一项工具 ”。 [6]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交流主要是通过媒体的传播作用得以实现的。媒体是社会心理状态的指示器，发挥着信息沟通、舆论导向和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因此，政府要善于处理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建立与媒体良性沟通机制。 二、危机管理中我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现状 危机发生时，政府与媒体会很自然的“走到一起”，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二者彼此需要：即媒体需要从政府部门获取正式的官方的真相资料，而政府同样需要借助媒体这一“麦克风”强大的报导力量来掌握“积极话语权”解决危机事件。 即：媒体有着满足公众知晓信息的需求，因此，会尽可能收集各种相关信息，甚至是滥用话语权，对危机事件进行主观剖析。根据混沌理论（Chaos theory），危机在形成与蔓延阶段，传播媒体可通过“递增回馈效应 ” （Positive Feedback Effect ）而产生扩大化的效应，使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