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论文：农地流转中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docVIP

农地流转中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衡 霞 【摘要】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频繁流动，农村土地的流转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农村土地流转既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又是农民“市民化”诉求的正常反映。在土地流转之后，原来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消解，农民的思想意识、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乃至农村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然而农村土地流转中的法律困境、土地产权困境致使社会管理出现了公共财政困境、社会组织匮乏、社区建设滞后等问题，增加了城乡基层社会管理的难度。因此，需要通过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构建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机制等举措构建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农民权利保障机制，维护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农民权益保障；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一、农地流转中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逻辑起点：社会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逐步形成了“一大、二公、三纯”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农村土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工分制、党的一元化领导三位一体的农村管理僵化模式。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经济体制和经济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传统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除了村组的名称作了改变外，其他方面基本维持原貌。干群关系因税、费等问题而紧张，一些新生的市场中介组织和民间自治组织缺乏法律规范和制度约束，还有一些非法宗教组织和黑恶势力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对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构成了严重危害。本世纪初，一些地方政府探索了新型的村级治理机制，创造了议事会等自治制度，使村民委员会成为真正的自治组织，在农民与政府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 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频繁流动和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农村土地流转活动频繁发生，只不过流转规模较小，且多以农户间的流转为主。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政策层面允许农村土地在不改变用途情况下的自由转让，导致农村土地，包括耕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大范围流转。四川省截止2009年，农村土地流转总面积在1000万亩以上，约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15％左右，与2001年全省流转耕地面积的296.2万亩相比，增长率超过三倍。尤其是中心城市周边区域和城乡统筹区域的农地流转率远远大于全省平均增长幅度。农地流转数量越大，流转纠纷也越多，而基层政府往往对农地问题实施粗爆打压，再加上更多的“知识精英”介入到农民维权队伍中，使农地问题更加复杂化、政治化；随着农村社会的重构、失范，农地流转风险的裂变、耦合，农民权益问题将更加突出，极有可能诱发较大的社会冲突和社会风险，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农村土地流转规模的扩大，既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又是农民“市民化”诉求的正常反映。在土地流转之后，原来传统的农业社会的逐步消解，农家乐、企业、民间组织等在村落社区中出现，农民不仅仅出现社会分层，社会需求多元化，而且需求层次多元化。从农业结构来看，封闭的传统农业结构逐步多元化，向一二三产业合理发展，实现了农业从资源分散型向规模集中型经营的巨大转变。从农村来看，集体建设用地集中流转，一批批现代工业企业拔地而起，农村基础设施得以较大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和消费习惯逐渐改变。从农民个人来看，农地流转后，农民要么“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地就业，要么异地就业，不管怎样，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较大变迁，农民不再单纯地追求吃饱穿暖还讲究营养均衡，不再满足于物质需要还有精神和政治诉求。从农村社会组织来看，随着农民经济条件的改善，政治参与愿望更加强烈，农村社会组织不断增多、职能更加细化。但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那就是农民流转土地后，由于没有特殊技能优势和年龄优势，游离于城市就业的边缘，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而，在转型中的农村社会里，农民的思想意识、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乃至农村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变得不稳定，这就必然要求农村社会管理创新。 二、农地流转中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内在动力：政府转型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职能由直接组织经济建设和实施社会管理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四大职能转变。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地方政府受政绩观影响，在农村土地流转中仍然存在错位、越位行为。农地流转行为本身就是交易行为，有交易就需要的一定机构收集和发布农地流转信息；评估拟抵押的承包经营权价值；协助审查业主的资信状况、履约能力；调节农村土地流转纠纷；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价格测评体系等。目前的农地市场恰恰存在上述机制不健全问题，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造成农村土地流转长期无章可循，无法可依。尤其是部分村社为了完成上级分派指标或其它原因，采取非竞争性方式短期内大量低价流转农地，忽视了土地不仅是生产要素更是农民生存权益的重要保障。在邻界土地高价流转导火线的引燃下，甚至会发生严重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