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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朔《七谏》的代屈立言 宋代朱子说：“《七言》、《九怀》、《九叹》和《九思》是淫秽的，但语言平静，意义不深。如果你没有疾病和痛苦，你会唱得很好。”。” 一、 投江的自发意愿 乍一读, 不论从形式上还是语辞上, 《七谏》都是对屈宋作品的模拟, 甚至有许多语句与之雷同, 仿佛是重复无奇的一篇仿作, 与其他拟楚辞似无异。全文除结尾“乱辞”之外, 分为《初放》《沈江》《怨世》《哀命》《怨思》《自悲》《谬谏》七节。由叙述视角判断, 《初放》《沈江》《怨世》《自悲》《哀命》五节为代言, 最直接的依据是其中四节都提到了投江自尽的意愿, 这显然是代屈原发言。如: 《初放》末句:“窃怨君之不寤兮, 吾独死而后已。” 《沈江》末句:“怀沙砾而自沈兮, 不忍见君之蔽壅。” 《怨世》末句:“宁为江海之泥涂兮, 安能久见此浊世?” 《哀命》:“我决死而不生兮, 虽重追吾何及。” 《自悲》一节虽未提自尽, 所叙也都是屈原的经历, 如“悲不反余之所居兮, 恨离予之故乡” 《怨思》《谬谏》两节则为自言, 在思想和内容上, 具有明显的自荐倾向。《怨思》比之其他六节, 尤为短小, 一共八大句。其中两句都说到“贤”士之“隐”———“贤士穷而隐处兮, 廉方正而不容” 只《谬谏》一节, 便足以彰显《七谏》全文的自荐性质。以辞为证, 其中, 从“当世岂无骐骥兮, 诚无王良之善驭” 本节中又出现“隐三年”的言词, “念三年之积思兮, 愿壹见而陈辞。不及君而骋说兮, 世孰可为明之?” 那么, 为何将自荐文写得如此隐约呢?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一是借骚体来引起武帝的注意, 二是逞才, 三是以屈原的光辉形象影印自身。此外, 诗中有云:“愿承闲而效志兮, 恐犯忌而干讳。卒抚情以寂寞兮, 然怊怅而自悲。” 二、 东方朔的仕仕 汉人拟楚辞的篇目不少, 为何独东方朔将之写成了“自荐书”而独树一帜?这一方面是因为不同于其他汉代文人, 东方朔出身平民阶层, 自荐是其求得仕途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 擅于自荐, 是他固有的个性特点, 在其《七谏》之外的各类作品中皆有彰显。 (一) 论政识才:新人之士应具备三重条件 武帝即位之初, 下令征举天下的“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 以官位利禄来吸引人才。于是, 四方之士纷纷上书, 论政逞才。在这其中, 东方朔的呈书“文辞不逊, 高自称誉”, 武帝看罢“伟之”, 于是, “令待诏公车, 奉禄薄” (二) 客难东方,《答客难》 《答客难》《非有先生论》是东方朔的两篇重要散文, 关于前者的创作背景, 《汉书·东方朔传》有载:“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 因自讼独不得大官, 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 指意放荡, 颇复诙谐, 辞数万言, 终不见用。朔因著论, 设客难己, 用位卑以自慰喻。” 《答客难》开头为: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 而都卿相之位, 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 慕圣人之义, 讽诵《诗》《书》、百家之言, 不可胜数, 著于竹帛, 唇腐齿落, 服膺而不释, 好学乐道之效, 明白甚矣;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 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 旷日持久, 官不过侍郎, 位不过执戟, 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 其故何也?” (三) “岩穴处而隐藏”—以“隐”为荐 在《七谏》全篇之中, 大量出现“隐”与“贤”的意象, 如:“怀计谋而不见用兮, 岩穴处而隐藏” 东方朔的“隐”也是历来备受关注的。《汉书》说:“然朔名过实者, 以其诙达多端, 不名一行, 应谐似优, 不穷似智, 正谏似直, 秽德似隐。” 三、 汉代文人群体的政治生涯 东方生乃一介平民, 由兄嫂养大, 凭借自己的才华入仕, 文章辞赋作品皆流传后世, 成为汉代文人群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同时, 他跻身朝廷, 个性显露, 别具一格, 他的政治生涯也远非“俳优”一词可以概括。他的自荐之举, 及所拥有的自荐机会, 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紧密相连的。 (一) 两汉时代的“士” 班固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 开弟子员, 设科射策, 劝以官禄, 讫于元始, 百有余年, 传业者浸盛, 支叶蕃滋, 一经说至百余万言, 大师众至千余人, 盖禄利之路然也。” “春秋战国之际, 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的激烈变更, 使得社会阶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农夫、士兵中的一部分有知识有教养的人, 通过学术仕进及战功身份上升, 加入到士的行列中来。” 钱志熙先生也有史料翔实的论述, “在理论上, 统治者在征选人才时, 所面向的正是‘士’这个广大的阶层” 西汉虽然有世袭、举荐、自荐等多种入仕途径, 但是大一统的专制政治制度, 也在严密地压抑着知识分子们。东方朔与屈原的遭遇异同,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战国和西汉两个时期的入仕途径和文人处境的异同。而东方朔的《七谏》, 恰可作为这个特殊时期的文学史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