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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文本理论的形态与功能 什么是“文本”，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综合研究, 我们可以发现文本内涵应包含以下几个要点:一、文本是一个现当代文论概念, 对其解释必受语言学模式影响, 新的语言学理论的出现会改变人对文本内涵的理解;二、文本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织体”, 具有“词语”的类似存在方式。从结构上看, 词语具有能指、所指之别, 文本也包含类似的二重组合, “能指”是其语音、句法、结构, “所指”是其隐而不露的意指思想;三、文本意指思想不是自明的, 其意义生成方式多种多样, 意义效果因方法、立场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需要细心解读。我们就是在这一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文本”范畴的, 强调上述文学观念的理论都可称其为“文本理论”。 总体而言, 20世纪西方文本理论经历了由作品到文本、由自在到建构的跳跃式发展过程2, 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文本观念。这些理论观念既相互联系, 又有着对文本问题的独特认识, 相与共生, 争奇斗艳。就理论实质而言, 文学文本理论是西方20世纪独有的文学观念, 它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兴起而产生, 是理论界自觉反思文学本质、将作品定位为特殊语言客观存在物的一种共识。与传统理论相较, 我们更倾向于将文本理论定位为一种特殊的解读与批评理论, 因为这一观念最大限度地斩断了作品与作者的有机联系, 更为“客观”地考究作品特质及其意义产生。众所周知, 完整的文学活动涉及作者、文本、读者和世界四个要素, 在整个20世纪文本理论发展过程中, 各种文本观念的争鸣主要是在与后三种要素的关联中完成的。细究起来文学文本理论主要有三种形态:语言客体文本理论、读者审美阐释文本理论、话语意识形态生产文本理论, 相应地分别关注了文本与自身存在、读者和世界的相互影响关系。由于这些理论形态产生的哲学基础不同, 因而使得它们对文学文本特质的认识具有一定差异, 并且对文学基础理论建设做出不同贡献、产生迥异影响, 值得认真研究。 一、 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文学文本理论的兴起是西方传统理论的有序发展, 同时语言论转向又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因此, 20世纪西方首先出现的是语言客体文本理论。 文学理论之所以关注作品本身, 这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 是对此前理论界忽视作品研究的反拨与矫正。因为文学要想具有科学形态, 就必须对其存在本身做出科学解释, 并弄清自身构成因素与形成规律。20世纪以前, 特别是浪漫主义兴盛时期, 情感论、才性论、天才论、想象问题、灵感问题是文论研究的重点, 即使在20世纪初期, 泰纳的“种族、时代、环境”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也有极大影响。“诗是诗人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 (华兹华斯) 、“文学是受压抑的无意识的升华” (弗洛伊德) 等理论主张有很强的辐射力。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是强调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决定作用, 作者是作品的“父亲”, 其他因素都受到作者的控制和垄断性制约;但同时这些理论又都忽略了对作品本身特质和读者重要性的研究。20世纪初, 从俄国形式主义开始, 则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研究方向, 开始立足于“文学性”, 探寻文学作品自身特点。张冰先生论述过俄国形式主义这种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把历来是神秘的美的发生学基础, 变为可操作、可定性定量分析的一种过程。这就把笼罩在美身上的形而上学迷雾一扫而光, 将其还原为可视可感可分析可操作的。美在形式主义者手中, 再不是虚无飘渺不可捉摸不可把握的, 再不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 再不是诗人或作家一种神秘主义的主观命意, 而是一种可视可感的物质实体。”3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即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带来的全方位介入。细究起来, “语言论转向”这一说法是由柏格曼首次提出的, 他以此概括西方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关注语言、运用语言学方法阐释人文学科问题的潮流与趋势。“所有的语言论哲学家, 都通过叙述确切的语言来叙述世界。这是语言论转向, 是日常语言哲学家和理想语言哲学家共同一致的关于方法的基本出点”4。语言学是20世纪的“显学”, 其研究方法已渗透到人文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接受语言哲学影响的诸派别中, 结构主义势头最猛, 它已将这一方式应用于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的各个领域, 并取得了突出研究成果。“语言学已经跃居西方人文科学的领导地位, 这门科学的高度理论性使它成为任何思考的出发点……语言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关于人类现实的符号学的描述模式和说明模式。”5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不言而喻, 因为文本本身就是一个由各类词语按照一定规律编织而成的语言复合体, 对其分析、研究必然涉及语言问题和语言学方法。语言学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从直接的较浅显层次而言, 语言学的兴起引起了研究者对文本语言乃至表达技巧的重视, 将文论研究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