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院与心学.docxVIP

明代书院与心学 在近一个世纪的沉寂之后，明代书院逐渐发展起来，成为研究、传播学术和教育科学的重要机构。心学的兴起使书院在学术研究、传播方面获得了新的生机, 书院数量也因之大为增加, 而书院发展则为心学的研究与传播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在时贤的研究中, 在心学对书院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上已基本形成了共识, 但在书院对心学影响的研究方面尚不深入, 特别是书院教学活动与心学体系建构、传播之间的关系尤其值得深入探讨。 一、 有了新的心学体系 朱明王朝建立以后, 为确立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和道德伦理观念中的统治地位, 在以科举为导向的文教政策支持下, 通过科举考试、官学教育、蒙童教育和家族、宗族礼法等形式将程朱理学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之中。这就使得程朱之学具有了双重性格:一是满足统治者以高调的理想主义来约束普通民众的道德诉求;二是对普通民众而言, 程朱之学又具有相当强的实用性——科场竞争的主要依靠。尽管士人为获取功名不得不按照朝廷指定的内容学习, 但不少士人还是表现了相当强烈的另类取向, 对程朱之学的琐碎和僵化表示出强烈的不满, 以王阳明、湛若水为代表的心学倡导者即是典型。 王阳明的心学体系建构是历经坎坷, 逐步走向成熟的, 黄宗羲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龙场悟道之后, “尽去枝叶, 一意本原, 以默坐澄心为学的”, 即“知行合一”的具体化(P194);第二阶段是在为官江右之后, “专提‘致良知’三字, 默不假坐, 心不待澄, 不习不虑, 出之自有天则”;第三阶段是居越讲学之后, “所操益熟, 所得益化, 时时知是知非, 时时无是无非, 开口即得本心, 更无假借凑泊”(P181)。这三个阶段都与书院密切关联。 贵州龙场悟道既是王阳明思想变化的转折点, 也是其心学体系建构的起点。正德元年 (1506) , 王阳明因得罪宦官刘谨, 被廷杖四十, 次年春被贬贵州龙场驿任驿丞。通过长时间的澄心精虑之后, 突然豁然开朗, 体悟到“圣人之道, 吾性自足, 向之求理于事务者误也”(P1238)。其核心就是良知说, 他晚年回忆道:“吾良知二字, 自龙场以后, 便已不出此意。”(P1170)为宣扬良知之说, 王阳明创办龙冈书院, 亲自登坛讲授悟道所得。龙冈书院盛况空前, 以至于书院不能容纳数量众多的来学者。 在龙冈书院讲学过程中, 王阳明正德四年 (1509) 首次提出“知行合一”理论。当信奉程朱理学的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以朱陆之学的异同请教时, 王阳明并未直接回答, 而是告诉他知行合一的体悟, 并引用《五经》等著作进行阐述。通过多次反复交流, 席书终于体悟到“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 各有得失, 无事辩诘, 求之吾性本自明也”(P1229)。席书礼聘王阳明主讲贵阳文明书院, 他以“良知说”、“知行合一”教授生徒。王阳明以贵州的龙冈、文明书院为基地, 完成了其学术建构的第一阶段, 也开启了利用书院传播心学的新篇章。 结束贬谪生活之后, 王阳明对良知说的思考并未停止, 为矫正“知行合一”可能“流入空虚”之弊, 正德十六年 (1521) 正式提出“致良知”。这是王阳明心学研究的新成果, 也是其建构心学第二阶段的标志性成果。从正德五年 (1510) 离开龙场至正德十六年的12年间, 王阳明仍然讲学不辍, 自正德十一年任职江西地区之后, 书院又成为其研究、传播心学的主要场所, 正德十三年 (1518) 九月修复濓溪书院, 将其作为传播心学、容纳“四方学者”之所。其后, 王阳明又手书《修道说》、《中庸古本》、《大学古本序》、《大学古本》送给程朱理学的重要基地——白鹿洞书院。在王阳明看来, 朱熹歪曲了《大学》的本来面目, 因而在此基础上阐发的理学自然就不符合先秦儒家的本意。“先生在龙场时, 疑朱子《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 手录古本, 伏读精思, 始信圣人之学本简易明白。其书止为一篇, 原无经传之分, 格致本于诚意, 原无缺传可补。……至是录刻成书, 傍为之释, 而引以叙。”(P1254)为进一步加强对白鹿洞书院的心学传播, 王阳明还于正德十五、十六年两次亲临书院, 召集生徒讲学, “共明此学”(P1280)。由于王阳明多次讲学于书院, 因此可以认为书院与“致良知”说的提出亦是密切关联的。 自正德十六年八月, 王阳明结束了在江西的任职, 回到浙江余姚、绍兴, 继续完善与传播其心学体系。与以前利用工作闲暇讲学多无固定场所不同, 赋闲的王阳明将书院作为研究与宣讲学术的主要场所。嘉靖三年 (1524) 正月, 自称为门生的郡守南大吉修复、扩建了稽山书院, 王阳明亲自登坛讲学。在稽山书院讲学期间, 王阳明的学术体系更趋成熟, 即发展到黄宗羲所谓的第三个阶段。王阳明这一期间完成了不少重要的学术著作, 如《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亲民堂记》、《答顾东桥书》、《答邹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