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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理学中的罗钦顺 一、 罗钦顺的“理本论”与“儒佛之辨” 黄宗羲说：“明朝的文章不如上一代，只比理学更优秀。”(《明儒学案·凡例》,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黄氏所说的“不及”,主要指心学,因为从理学探索的广度与规模来看,理学之理本论、心本论和气本论在明代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对于明代理学的这一格局,罗钦顺是一个纽结性的人物。一方面,他是程朱理学的正宗传人,并被时人誉为“紫阳功臣”,另一方面,他在理论上又正挡心学之锋,是陆王尤其是阳明心学的主要论敌;同时,对于当时乍起未起的气学,他又是开规模、定纲维的人物。罗钦顺的这一地位,自然使他成为明代理学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角色。 除此之外,罗钦顺(1465—1547)生当明中叶,亲身经历了明代心学从发轫向高潮的过渡,而他又与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1472—1529)、湛甘泉(1466—1560)同朝为官,与气学的代表人物王廷相(1474—1544)先后相继,加之其“行己居官,如精金美玉”的人品,因而凡不认同心学者,大都辐辏其门。这就使他不得不肩负起程朱理学正宗传人的使命。而在与阳明及其后学的往复辩难中,他又发展或扭转了传统的理学,使理本论进一步走向气本论,表现出明显的气学特色。因此,从理学的发展来看,他显然又是从理本论向气本论过渡的关键人物。不仅如此,他一生用力最勤者又在于儒佛之辨,他不仅以其理论探讨划开儒释疆界,而且他的立身行事及其地位、影响,也都使他粹然为一代儒宗。正因为如此,他又是最难把握、最易引起争议的人物,与心学的抗辩关系暂且不论,仅就理学与气学的关系就颇费斟酌,因为无论从那一方看,他都显得不那么纯粹,都具有明显的居间特色,加之与心学的对立,这就使他又成为三方都难以完全认可的人物。 但是,也正因为这一点,罗钦顺恰恰又是连接心学、理学与气学三方关节点式的人物。从罗钦顺出发,我们不仅可以搞清气学与理学的具体分歧,而且还可以弄清气学形成的具体因由;甚至,从罗钦顺的一系列“居间”特征出发,我们还可以厘清理学理、气、心三派之间的具体纠结,并对其儒释划界标准作出反思。 二、 罗钦顺的病理与理 从罗钦顺所处的时代来看,他显然是从程朱理学出发的。虽然其自述成学经历有所谓“庭前柏树子”一悟,但构成其思考之背景与基础的恰恰是程朱理学,——因为明代首先是一个“非程朱之书不读,非程朱之学不讲”的时代。而在其一生探讨之结晶的《困知记》中,程朱理学也是其维护与发展的主要对象。所以,程朱理学既是其思想形成的母体与发展的精神资粮,也是其理论探索的基本出发点。 不过,程朱理学并非完美无缺,也并非没有问题。在罗钦顺看来,其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理与气未能彻底为一,从而为理学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弊端。他说:“愚尝遍取程朱之书,潜玩精思,反复不置,……叔子与朱子论著、答问,不为不多,往往穷深极微,两端皆竭,所可疑者,独未见其定于一尔,岂其所谓‘犹隔一膜’者乎?”(《困知记》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版)由此出发,他对小程、朱子便作了如下评价:“所谓叔子小有未合者,刘元承记其语有云:‘所以阴阳者道’。又云:‘所以阖辟者道’。窃详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所谓朱子小有未合者,盖其言有云:‘理与气决是二物’。又云:‘气强理弱’。又云:‘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似此类颇多。”(《困知记》卷上)显然,他确实是以理气为一来权衡、批判程朱的理气二物说的。 不仅如此,理气是否为一,还被他作为权衡其他理学家的理论标准,比如对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他说:“凡物必两而后可言合,太极与阴阳果二物乎?其为物也果二,则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困知记》卷下)对于张载,他也批评说:“《正蒙》‘由太虚有天之名’数语,亦是将理气看作二物,其求之不为不深,但语涉牵合,殆非自然性命之理也。”(《困知记》卷下)甚至,对于他的思想先驱薛瑄,他也批评说:“文清之于理气,亦始终认为二物,故其言未免时有窒碍也。”(《困知记》卷下)凡此都说明,在罗钦顺看来,理气为二的问题就是程朱理学存在的最大问题,而如何由理气为二转进为理气为一,就是理学发展的主要任务。 那么,罗钦顺为什么将理气为二的问题看得如此重大呢?他在批判周敦颐与朱子时说:“至于‘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语,愚则不能无疑。凡物必有两而后可言合,太极与阴阳果二物乎?其为物也果二,则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朱子终身认理气为二物,其源盖出于此。愚也积数十年潜玩之功,至今未敢以为然也。尝考朱子之言有云,‘气强理弱’,‘理管摄他不得’。若然,则所谓太极者,又安能为造化之枢纽,品物之根柢耶?”(《困知记》卷下)显然,罗钦顺之所以不认可理气为二,是因为在他看来,如果理气为二,那太极就无法成为“造化之枢纽,品物之根柢”。这无疑是一种宇宙根源意识与万物主宰意识,因为“造化”、“品物”自然是指天地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