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学习型词典编纂与语料库建设的互动关系.docxVIP

英语学习型词典编纂与语料库建设的互动关系 1. 语料库的开发和完善 通过对词典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注意到，自古以来，语言和文件就被用来编纂词典，而且国内外都是一样的。18世纪中期, 被誉为“英语辞典之父”的约翰逊博士就曾大规模引用名家经典著作中的相关语句来作为说明词语意义及其用法的权威书证语料, 而步其后尘的《牛津英语词典》主编默里博士则更是进一步发展了借助语料编纂词典的理念, 其做法更具当今现代语料库的某些典型特征, 比如预先搜集书证语料 (slips) 并建成一定规模的语料库 (pigeon-holes) (主要是例证库) , 同时还进行一些基本的预处理和简单标记工作。我国汉语辞书滥觞于先秦时期的字词训诂, 那些最初字里行间的零星批注汇集成的古代字书便是我们后世辞书编纂的基础语料, 尽管这种语料汇集的方式并非自觉意识的行为。因此, 这只是就最原始或者说最传统意义上的语料库而言的。我们可以简单地将最初的语料库特征描述为经典文本书证的汇集, 只强调其作为现代语料库功能特征的理念渊源。也就是说, 词典编纂者很早就有利用语料的意识, 而语料的价值关系到词典编纂工作的质量与效率。 如果说原始意义上的早期语料库只是体现传统词典编纂理念的一种伴生物, 那么现代意义上的语料库才真正是现代词典编纂理念驱动的产物。现代意义上的语料库, 其形成与20世纪中期问世的电子计算机及其迅速发展的技术密不可分。现代语料库广泛应用于语言研究的方方面面, 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语言学方法论的技术基础。而这其中, 应用最早、最普遍和最有直接价值的领域非词典编纂实践莫属。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 世界范围内特别是英美等国所创建的各类语料库直接影响了新一代英语学习型词典的研编, 催生了基于语料库编纂的新一代英语学习型词典的“五大家族” (柯林斯、朗文、牛津、剑桥、麦克米兰) 。这些品牌英语学习型词典在全球范围内非母语学习者中大受欢迎的程度更加证明了语料库建设对学习型词典编纂至关重要。 相比之下, 在双语词典编纂领域, 人们对语料库建设的重视程度或者说是利用程度还相差甚远。一方面, 长期以来, 双语词典编纂自身无论在实践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都有较为明显的寄生性, 即依赖于单语词典编纂实践和理论的发展, 缺乏独立创新的意识。另一方面, 由于双语词典编纂与出版规划或策略方面的问题, 更多的出版机构倾向于直接引进或是翻译单语学习型词典, 出版了大量的品牌英语学习型词典的双解版本, 因而很少关注原创性双语学习型词典研编的项目或不愿意投入更多的经费支持。但近些年来, 在我国的双语词典编纂与研究领域, 甚至在外语教学与研究领域的一些专家学者中, 利用语料库来研编双语学习型词典的理念已经逐步成为共识与迫切的愿望。一些服务于英汉汉英双语学习型词典编纂与研究的平行语料库的构建已经起步并在不断深化发展。本文将基于一些知名英语语料库研究的启发, 主要探讨我国未来新一代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特征的设计与语料库的深加工问题。 2. 英语学习型词典编纂的技术基础 第一代英语学习型词典1作为传统英语词典家族中的新成员萌生于20世纪的30-40年代, 即以《新方法英语词典》 (M.P.West主编, 1935年) 、《英语词汇语法》 (Palmer主编, 1938年) 和《英语成语及句法词典》 ( Hornby主编, 1942年) 为代表的积极产出型词典或者说是积极型编码词典。第一代英语学习型词典的成功与其编纂者积极创新的意识密不可分。这些词典的编纂者有着非常丰富的非母语英语教学经验, 他们将长期的英语教学实践积累融入了词典的编纂过程中, 针对学习者的特点和需求进行了很多全新的尝试, 比如他们对释义元语言用词进行了有效的难度和数量控制, 他们为学习者提供了典型的动词搭配以及语法句式表, 同时还将英语短语的研究成果体现于词典编纂之中。这些创新措施源自当时英语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符合英语教学的趋势, 同时也得益于编者的母语语言直觉优势和丰富的教学经验。这些词典的编纂在现代语料库出现之前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尝试了。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已经可以从早期英语学习型词典的编纂实践过程中发现此后现代语料库出现的内在编纂需求, 比如: 词汇难度控制和频率描述的需求、动词搭配信息的需求等等。可以说, 第一代英语学习型词典的编纂理念创新就潜藏着对语料库的诸多技术加工需求, 这是后期现代语料库出现及发展的潜在内驱因素。 同样, 第二代英语学习型词典的编纂也延续了前一代的诸多编纂设计特征并日臻丰富, 比如Hornby的《高级英语学习型词典》 (第二版, 1963年;第三版, 1974年) 以及与之并驾齐驱的《朗文当代英语词典》 (第一版, 1978年) 。在这一时期, 计算机技术已经开始被应用于词典编纂的实践领域。人们首次在词典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