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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用品存量消费不平等的形成机制研究 一、 从消费不平等转向商品与劳务消费的公平 缺乏消费需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日益扭曲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是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且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 (方福前, 2009) 。促进消费需求增长, 我们不仅应追求居民收入分配的公平, 还应体现食物、耐用品、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消费和服务的平等。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都是经济不平等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 相对于微观消费数据, 收入数据更直观且容易获得, 因此更多学者专注于我国收入差距或工资差异的研究 (赵人伟等, 1999;陈钊等, 2010;邢春冰和李实, 2010) , 而消费差距1的研究相对较少。 与消费不平等相比, 收入不平等对居民真实福利水平差异的衡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考虑到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发生的深刻变革, 居民能否享受到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改革的实际好处, 不仅要看可支配收入, 关键还要看居民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Jencks (1984) 发现, 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 居民收入增长几乎停滞, 但总体生活水平仍明显提高, 医疗条件的进步使预期寿命增加, 衣食住行也均得到改善。Sen (1997) 认为居住的自然环境、时代的变迁、家庭的结构等都会对个体的福利产生影响, 而收入不平等的衡量往往假定个体是同质的, 忽略了个体异质性引起的福利差异, 据Cutler and Katz (1992) 计算, 1988年美国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397, 而消费的基尼系数仅为0.296。此外, Meyer and Sullivan (2010) 比较了众多数据库中的收入和消费数据, 发现收入数据存在低报情况, 并且回应率比消费数据低。尤其对于贫困家庭, 用消费衡量福利比收入更准确。我国居民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低调”、“不露富”, 上层编码 (top-coded) 的数据难以获得, 这可能会使收入不平等的估计产生偏误。因此, 作为经济不平等的重要组成部分,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视角转向消费不平等, 以期更全面地衡量居民福利水平差异。 消费不平等衡量商品与劳务消费的差距, 属于经济公平范畴, 缓解消费不平等事关民生改善和福祉增进;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 国内经济存在持续下行的压力, 缓解消费不平等又事关我国经济效率和平稳持续增长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我国实施了应对危机冲击的家电下乡、家电汽车以旧换新等刺激政策, 实施两年多的家电以旧换新政策, 拉动直接消费超过3 400亿元, 据悉2012年部分省份延续了2010年结束的以旧换新和汽车下乡两大补贴政策。2家电下乡政策一方面有力激活了广大农民的潜在消费能力, 提振了国内耐用品消费市场3;另一方面, 政府给予家电政策补贴也促进了城乡之间耐用品消费的公平, 是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和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政策尝试。本文首次系统研究了长期以来我国耐用品存量消费不平等的大小、动态规律、分解效应和形成机制, 并与收入不平等进行了深入比较, 利用耐用品城乡消费不平等的经验认识, 可对已实行的家电下乡政策效应进行简要评估, 也可为新一轮消费政策的实施重点提供决策支持。 二、 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对消费不平等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入手。一是将收入不平等衡量的标准方法 (如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及分位数之比等) 应用于消费不平等指标, 或者基于居民的人口学特征予以分组, 讨论消费不平等的大小和演变趋势。Cutler and Katz (1992) 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数据进行了分层统计以及等值因子的调整, 发现消费和收入不平等变化的趋势相同, 但收入不平等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消费不平等。而Attanasio et al. (2012) 却发现在1980—2010年间美国消费不平等的增长幅度几乎与收入不平等的增长幅度相同, 可见学者们对两种不平等大小的比较仍存在分歧。Johnson and Shipp (1997) 根据家庭类型和教育程度分解消费不平等, 认为消费不平等增长的3/4可由组间不平等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解释。Barrett et al. (2000) 用对数方差、基尼系数、阿特金森指数等指标考察澳大利亚消费差距的大小, 并利用阿特金森指数的分解, 验证了老龄化和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对消费不平等仅有微小的影响。4Jappelli and Pistaferri (2010) 成功解释了收入不平等高于且增速快于消费不平等, 认为收入的不平等更多是由收入冲击引起的。 二是在LC-PIH的一般框架内, 探究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差异的演化机制和形成原因。Deaton and Paxson (1994) 、Ohtake and Saito (1998) 将消费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