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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导演的电影接受与接受

在世界电影史上，只有中国才能使用电影监管的“一代”。中国电影导演的“代码争服”源于“五代导演”（后简称“五代”）的出现。今年该群体的特点引起了电影评论界的高度关注，并以其为出发点，结束了中国电影导演的世袭。通常认为,二十年代的第一批电影人张石川、郑正秋为“第一代?蚓”;三十年代“左翼电影运动”涌现出来的郑君里、蔡楚生等为“第二代”;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革”前“十七年电影”期间的成荫、水华、崔嵬、凌子风、谢晋、谢铁骊等为“第三代”;“文革”后“新时期电影”期间的吴贻弓、吴天明、郑洞天、谢飞等为“第四代”;毕业北京电影学院82届的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等为“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后简称“第六代”)最早出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是指北京电影学院85级的王小帅、娄烨、路学长、胡雪杨、张元、刘冰鉴、唐大年以及87级的管虎、李欣、王全安等。“第六代”不象他们的师兄“第五代”那样幸运,与“第五代”的高调出世,一路“绿灯”相比,“第六代”一出生就像一个没娘的孩子,在批评、指责、曲解中跌跌撞撞地成长。

一、“第三代”的“不确定性”

关于“第六代”最原始的界定是指北京电影学院85级的王小帅、娄烨、路学长、胡雪杨、张元、刘冰鉴、唐大年以及87级的管虎、李欣、王全安,随后这个群体又汇入了俗称“中戏三剑客”的中央戏剧学院的张扬、施润玖和金琛等人。“第六代”最初的命名是在1990年左右,电影学院87级的一批学生,发表了一个宣言式的东西——《中国电影的后“黄土地”现象——关于中国电影的一次谈话》。“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他们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第六代”的概念。而且他们反思,第五代导演把黄河、黄土地这些东西都写得我们没法写了。因为他们当时面临毕业,所以就思考他们和第五代的关系,这个宣言表明,他们要离开第五代,不走第五代的老路,要寻找自己的路。1993年,北京电影学院87级的李欣第一次使用了“第六代”的名词。同年,李欣的师兄、北京电影学院89届(85级)的导演胡雪杨拍完了处女作《留守女士》,随后,胡雪杨声明:“89届五个班的同学是中国电影的第六代工作者。”自此,以北影85、87两级学生为主力的年轻电影人正式举起了“第六代”的大旗。“第六代”的群体也似乎如同“第五代”那样明确了。

但令人遗憾的是,“第六代”自从竖旗之后,非但没有他们所号称的那样取代“第五代”,在连遭“封杀”之后,几乎消失在观众的视线之中,只有在一些追逐时尚、前卫的媒体上偶尔看见他们的名字。真正使观众又开始关注“第六代”的是比他们出道晚近10年的贾樟柯,以及原本是作家的朱文、下岗工人的王超等,因为他们对电影本体的关注角度及对影像处理的方式和“第六代”相近,因此人们自然把他们列入了“第六代”的行列。不过,贾樟柯们显然要比张元们要幸运的多,正赶上DV影像蓬勃发展的时期,他们那题材灰暗、画面粗糙的DV作品《小武》、《海鲜》、《安阳婴儿》一经拍出就得到国际电影界的关注与认同。贾樟柯的《小武》获得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等多项国际大奖;王超的《安阳婴儿》获第37届芝加哥国际电影节费比西国际影评人联盟大奖;朱文的《海鲜》获奖第58届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评委特别奖”。但是他们并没有像他们的前辈张艺谋的《红高粱》那样“出口转内销”,这些作品虽然在国际上一片风光,在国内却仍然遭禁,鲜有人看过。

准确地说,贾樟柯等在国际上获奖只是使“第六代”唤起人们记忆的“导火索”,1999年——2001年也是“第六代”作品获奖的“井喷”时期,张元的《过年回家》获1999年第56届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获2001年第51届德国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张杨的《洗澡》获1999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随着一个个获奖喜讯的传来,“第六代”的名词频频出现在各种媒介上,人们开始真正关注这个几乎被遗忘的群体,思考从“第五代”到“第六代”的传承,希望“第六代”开辟一段中国电影的新篇章。同时,随着在国际上获奖的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青年导演被纳入“第六代”之列,使得“第六代”群体的显得越来越庞杂和混乱。

一个群体的形成,必定和群体中成员的成长经历及教育背景密不可分,如“第五代”大都出生于五十年代,在他们人生观、价值观刚刚开始形成时经历了“文革”,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有很深的“文革”烙印。当“文革”结束,他们经历了新的文化转型期,新文化、新思潮和传统文化在他们内心产生了激烈碰撞,他们开始对“文革”、对民族命运进行反思,这就有了“第五代电影运动”。这次运动是对中国传统电影表现形式的反叛,它的艺术主张和艺术风格是:象征性、寓言式、民俗仪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