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论文：社会暴力下的整体治理.docVIP

社会暴力下的整体治理 姚尚建( 【摘要】中国的社会焦虑越来越多以群体暴力的形式吸引人们的关注。在社会暴力的蔓延中，中国的各级政府被碎片化了，从而形成整体性的公民社会与分散化的政府政治对立的错觉。中国的社会风险主要来自社会生长突破国家边界后的政治紧张，而造成这种紧张本身的危险可能来自暴力政治的崇尚与蔓延，在过度传播的推动下，只要社会不能实现自我治理，分散的政府治理就可能成为高风险社会后果的承担者。整体性治理就是实现中央与地方社会治理的重新整合，以整体性的政府行为消解社会暴力，以实现社会与政府关系的重建。 【摘要】社会焦虑；整体治理 中国的社会焦虑正在形成无法预见的暴力行为，这种暴力的蔓延随着传播媒介的发达往往被表述为平面的抗争型社会网络。而与之相对，中国金字塔结构的政府体系却在这样的社会冲击下显得被动而零碎。在改革深化时期如何直面社会矛盾，重建政府社会关系则成为当下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一、国家社会冲突的边缘地带——空间挤压下的社会变形 在晚清，中国的国家权力的底端为县。进入20世纪尤其是中叶以后，中国的县以下政权开始逐步建立起来，从而延伸了国家的政治权力。乡镇政府与市区政府一样，共同成为中国治理的基层政府，这些基层政府也成为国家向社会延伸的政治触须。 （一）边缘地带的力量消长——村庄的政治变迁 在国家社会二分法看来，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总处于彼此消长的过程中。由于中国家国同构的历史传统，只是到了上个世纪的后期，中国的市民社会才借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了领域的初步分离。但是由于国家力量的强势存在，中国的市民社会的生长从一开始起就注定了国家力量的边界约束。 从县政乡治到乡政村治的过渡，中国的政治发展的自治空间被大大挤压，县以下自治被压缩至村庄，当代中国在国家与社会边界的连接处于是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节点。由于分散的“马铃薯”式的生活，中国的村庄治理无法抗衡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治体。在诸如选票等制度的设计中，中国农村的政治发展是被忽视的，村庄治理高度依附于城市治理之上，并成为城市治理外部性的承担者。 但是即使是在这种被严重挤压的政治社会空间中，也保留着政治反弹的可能性。1980年代以来的农民大流动、上个世纪末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等政策的推行使中国农民开始通过自身的努力接触到了城市政治。维权意识的增强、资本和技术的积累开始使中国的城市乡村连接起来。而城市的扩张也从地理上对农村形成土地、人口等资源性要求，从而使中国农村的自主意识、宪政意识得到增强。2010年《选举法》修改，农民长期不被充分代表的政治诟病得到逐步消除，中国村庄的政治地位开始得到平等的审视。 法制的进步、权利意识的苏醒使中国村庄治理出现很大变化，但是由于政治管道的狭窄，农民对于被管制的命运日益不满。而中国基层政府治理的僵化体制使其既要承担这种不满带来的政治压力，也要承担上层政府对其工作的考核压力。这种村庄治理的意识觉醒与传统基层治理之间的张力开始浮现。 （二）城市蔓延中的农民与市政 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1]在1980年代以后，农民的比例逐步下降，但是社会安定仍然以另外一种形式吸引人们的关注。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地市合并以后，中国的地方治理总体上是蕴涵着农村治理的城乡合治型。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城市治理开始把大量的郊区甚至农村地区吸引到城市中来，从而丰富了城市治理的内涵。但是以城市政府治理农村本身就在逻辑上强化了农村对于城市的附庸感，城市由于有了更加广袤的土地与人口而肆意蔓延，扩张的城市很快就改变了宁静的村庄生活，也改变了农业社会下的相对稳定的村庄社会生态。 事实上，农民进入城市还不仅仅包括地理意义上的城市蔓延，也包括了农民进城带来的政策冲击。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农民工本身并非是一种过渡性身份，是中国城市政治主导下的对于进城农民的贬称。但是在中国农民进城后，中国的城市治理的矛盾与农村治理的矛盾开始连接起来，从而使中国的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革。 农民进城也把普遍存在的劳资矛盾、城乡矛盾带入了城市，那些本来由包工头与乡亲之间的熟人关系被打破了，法律和制度成为矛盾解决的重要手段。但是我国城市管理体系是根据行政级别、户籍人口而非实有人口进行，因此当人口流动的规模超越了城市政府的管理幅度之后，中国的城市政府开始显得不堪重负。在沿海的多数城市，外来人口达到了本地人口的50%以上，而在一些特定街区，这种本地人与外地人的比例早已倒挂，但是行政编制的约束无法使这些地方政府有效完成公共服务，而这些无效的市政管理有可能激化前文所说的诸多矛盾。 （三）空间重组中的资源约束与城市贫困 与国外城市化途径不同的是，中国的城市化不仅仅通过城市蔓延而完成，在国际化、现代化等政治符号的召唤下，中国的城市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