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辅导员工作研究文献】住宿学院模式下奖助工作体系的构建与探析.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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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9-25 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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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工作研究文献】住宿学院模式下奖助工作体系的构建与探析.docx

住宿学院模式下奖助工作体系的构建与探析 ——以汕头大学至诚书院为例 摘 要:伴随着住宿学院模式的改革,相应学生事务的工作重心也随之转移到了学生社区。本文基于住宿学院模式视角,结合汕头大学至诚书院奖助工作的改革实践,探讨了住宿学院模式下奖学金、助学金评定等学生管理与服务工作体系的构建,并总结出相应的思考与启示:住宿学院模式下,应充分利用社区平台,将奖助工作与育人工作相结合,一切为了学生的培养,这是新形势下,构建奖助体系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住宿学院;奖助;育人;工作体系;构建 近几年来,随着高校完全学分制的实行和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迅速推进,传统意义上的院(系)班级概念逐渐淡化,功能逐渐分化,大学生社区、公寓逐渐成为学生学习、生活、娱乐、与他人互动的集中场所。2012年9月30日《中国教育报》以“住宿学院:舶来的是‘花枪’还是良方”为题,深度报道中国高校住宿学院制改革。文章指出,国内部分大学如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汕头大学、上海大学、福州大学等也于近年开始有限度试点尝试“住宿学院”这一模式。“‘住宿书院’、‘住宿学院’、‘社区学院’……尽管称谓五花八门,但这种以宿舍为载体的教育改革正以一种密集姿态闯入人们视野,向我们宣示着,多年不变的‘一栋楼一个管理员、一间宿舍同一个专业、宿舍只用来睡觉’的住宿管理模式,正在一些大学里成为过去。”[1] 而伴随着住宿学院模式的改革,相应学生事务的工作重心也随之转移到了学生社区。贫困生认定、奖、助、贷、勤工作,事关学生的切身利益,尤其是住宿学院模式下,此类工作显得更为重要。在此,本文结合汕头大学至诚书院奖助工作的改革实践,探讨住宿学院模式下奖学金、助学金评定等学生管理与服务工作体系的构建,以期得到同行的批评与指正。 一、住宿学院制度相关背景 住宿学院制是英国高等教育的传统,与我们普通意义上的学院不同的是,住宿学院不提供专业教学,“学院都是宿舍” [2]。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在 20世纪30 年代成为第一批实行住宿学院制的美国大学。目前,住宿学院制已传播到加拿大、墨西哥、荷兰、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国家,包括普林斯顿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知名高等学府。每一个住宿学院都类似于大学的一个小社区,具有完善的生活设施(有餐厅、起居室、图书馆、健身房、电视房等活动场所)和健全的管理体系。学院除了院长还有学监、生活顾问等管理人员。 “住宿学院制”在其管理过程中充分体现“人本”思想和“育人”的理念[3]。住宿学院不只是为学生提供住宿,更重要是让拥有不同背景,不同兴趣的各个专业学生能够彼此交流思想与经历,营造独特的住宿学院文化。“住宿学院的最大特点是,宿舍不仅是学生休息和睡觉的地方,而是一个社会小社区,学生在宿舍,即社区中学会生活、学习和交流。”[4]住宿学院的共同理念是“建立一个关系密切、交流方便、互相学习的师生群体和温馨家园,通过社区活动平台的搭建和各项活动的有效开展,创造亲切、和谐的书院生活及学习环境,为宿生提供更广阔的人生舞台和丰富的人生经历、感悟。通过不同专业背景的交叉,不同思维模式的碰撞,不同兴趣爱好的交融,使学生开拓视野,积累人脉,建立培养自信心、独立性和社会责任感,实现全人教育理念。”[5]因其人员规模较小、学术生态多样、人际关系稳定,住宿学院为大学提供了优质的教育环境,弥补了当前大学生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 而中国化的住宿学院,多以打破学生年级与专业班级的界限,实行混住,将学生党团组织、学生会和学生社团直接设立到学生住宿区,书院领导和辅导员进驻学生社区办公,给予学生更多的引导、支持和帮助。[5]这是对原来自然班模式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创新,在实质上是更好地加强了学生住宿区的管理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这也为奖助评定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二、高校奖助工作的现状分析 一直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资助制度建设,2007年,国家颁发了《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以及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和发展纲要(2010——2020年)》等文件,都对不断完善高校资助体系提出指导意见。各高校奖助体系和各项制度也是响应国家号召在不断的完善。但在实际运行中,各高校情况条件差异,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就目前的整体情况而言,主要表现在: 第一,贫困生认定标准难以把握。贫困生认定,是奖助工作开展的前提。贫困生认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虽各高校都根据《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制定了认定办法,但却没有一个具体可以量化的标准,而申请者所提交的材料可信度不高,缺乏参考性。故在具体开展认定工作时,认定小组成员难以把握标准,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因素。 第二,资源分配不平等。多数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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