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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视角下的台湾政治传播台湾政治传播中的非语言符号 作为感知符号系统的声音语言和视觉符号系统的文字（声音语言的再现和扩展）是政治传播行为的基本象征。除了动作、表情、姿势、图形和图像，它还可以用作符号来代表政治沟通中的非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基于“能指”的物质实体, 通过“所指”的现实性内容, 完成对现实政治环境的拟态。近年来, 伴随选举政治成为台湾的政治重心, 非语言符号在传播中的运用, 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本文通过分析当前台湾政治传播中的非语言符号的三大特点, 旨在以符号学的视角管窥台湾政治传播现状。 一、 基于传播符号的在娱乐化效果方面的表现 实体选择娱乐化是指选择非语言符号实体时努力引入休闲娱乐元素的一种传播倾向, 它以非语言符号为媒介将政治传播融入到普通市民阶层的日常休闲生话中去。这种传播倾向在台湾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戒严时期”, 岛内的政治传播是由“传播主体”到“接受主体”的单向行为, “受众”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 其主体意识是无足轻重的。“解严”后, 随着台湾社会群体民主意识的普遍高涨, 政治传播方式便将着眼点更多地投射到老百姓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 更多地强调“接受主体”的主观要求, 非语言符号实体选择的娱乐化就是这种转变的衍生品之一。 从具体实现途径看, 非语言符号追求娱乐性的关键在于其能指与所指的“差异性对应”。由于“非语言形式的传播符号总预先伴随有一串浮动的意义隐藏在背后”, 所以“受播者需要通过心理印迹在众多可能的联结的浮动意义中选择那些通常是自己最熟悉的或早先接触过的, 归入受播者心理印迹上足以定位的类”(1), 而受播者的这一意识过程是充满愉悦的, 而“差异性”的存在更使得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的匹配过程充满了娱乐的因素。 举例来说,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杨渡策划了“非常扑克牌” (图1) , 把民进党七年来遭起诉、判刑的官员及“民代”的照片全部印在扑克牌上, 揭示“绿色执政”贪腐全记录。这种传播方式的娱乐性首先体现在传播符号的能指是以扑克牌这种娱乐用品形态出现的, 更重要的是受播者对游戏规则有着预先的经验, 当这种关于牌大牌小的实体规则与民进党政治人物贪腐程度的高低在民众心理的印迹产生了有差异的对应, 从而催生了娱乐的种子。使得最终即使是在深绿票仓的南部农村, “民进党小功率电台无孔不入”(2)的情况下, 该实体符号的传播也因为其先天的娱乐性和亲民的色彩而畅通无阻。 当前, 台湾社会非语言政治传播符号通过“差异性对应”追求娱乐化效果已经成为一个主流, 比如高雄县党部发行的两千个“马英九公仔” (图2) , 做为失联党员重回党部的礼物, 只要一次缴交五年党费, 就送一个公仔。“马英九公仔”呈现跑步的姿态, 穿着白衣蓝裤红鞋, 胸前是国民党徽, 背后是马英九的签名, 基座是台湾岛。该传播符号的娱乐性使得政治人物降低身段, 增加了自己的亲民色彩, 而这种娱乐因素正是来源于马英九真实的形象与可爱、夸张甚至搞笑的公仔形象之间的“差异性对应”。再比如民众在凯达格兰大道左右两边的每棵行道树上绑满代表愤怒的“红丝带” (图3) , 是与英文老歌《老橡树上的黄丝带》之间的“差异性对应”;而中秋时节, 国民党适时推出党徽月饼 (图4) , 希望红色党徽与在团圆的感觉对应中提升形象。这种看似休闲、娱乐、通俗的非语言符号, 实际表现出台湾政治传播中把接受群体的角色定位逐渐从“受众”抬高到“接受主体”的意识。 二、 形象的意境 实体选择娱乐化多表现在物品符号上, 在当前台湾的非语言符号中还有很多图像符号, 比如海报招贴、游行线路、旗帜图腾等, 与物品符号相比, 图像符号在设计上更显专业性, 特别表现在设计者注重用寓意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某种抽象思想, 从而起到“托物言志”的政治传播效果。 一是颜色的寓意台湾社会非语言符号政治传播对颜色的政治意味是较为敏感的, 其敏锐程度在世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亦不多见, 颜色本身已经包涵了深刻的政治立场和倾向性:最初的民进党“美丽岛”事件的受害者被关押在当时囚禁政治犯的绿岛, 所以, 民进党的党旗和标志都是绿色的, 而泛绿政治团体或者领导人在各种媒体曝光场合也会选择绿色调为海报背景主体 (图5) ;国民党的党旗是青天白日, 所以在相关场合泛蓝政治团体或领导人背后的海报必然是以蓝色为基调的 (图6) , 寓意于颜色已成为台湾社会团体非语言符号传播中的基本手段。 二是形象的寓意形象寓意的手法有时着眼于对政治人物名字的谐音, 如马英九工作室的海报 (图7) 是以蓝色的奔跑中的马为主体符号, 展现马英九干净、务实、高格调的选战风格。有时则是对西方经典的移植, 比如“百万人反贪腐行动”的象征图腾 (图8) 就是以台北景福门为轴心, 以仁爱路、信义路与中山南路三条线形成西方历史上有名的“纳斯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