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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中叶王学与李的心 清代黄杰在《李先生焚烧书法》序言中说：“卓氏学术渊源姚江。”。盖龙溪为姚江高第弟子,龙溪之学一传而为何心隐,再传而为卓吾”(《焚书》卷一)。这里明确地指出了李贽与王阳明学派之间的传承关系。 一、 “和”字为上,王学以和谐社会,为“无我”,“成己”,二者根据不同的特点,有利于国中之朝的自我肯定 滥觞于宋初的理学,经过张载,二程等人的发展,至南宋朱熹终于形成一个“极精微至广大”(王夫之语)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成为元明两代的官方哲学。朱熹集注的儒家经典被钦定为通行的教科书。程朱理学的至尊地位在明代中叶遭到了强有力的冲击,冲击波的来源便是明代大儒王阳明。 王阳明曾遍读朱熹之书,因不满朱学而自立新说。经多年探索,他创立了一个以良知与致良知说为主干的思想体系,世称王学(又称阳明学)。王阳明上承陆象山,以心立言,又以良知释心。在王阳明那里,心(良知)既是指主体自我意识,又是指天地万物之本体。作为主体意识,它融自心与普遍之理为一体;作为本体,它又是万物的一般根据。对良知的二重规定使良知说隐含两种思想倾向:一方面讲求“无我”,以封建整体压抑个体,以天理吞没人欲;另一方面却提出“成己”,强调个体人格的独立价值。当然,前者是王学的主要方面,它决定了王学仍是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在这一点上,王阳明与程朱辈毫无差别。但王学的特色则在后者,他夸大了作为主体意识的良知之独立性、自主性,“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王阳明《传习录》上)对权威的挑战也许是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威(P14),但王阳明已在无意之间种下了一颗叛逆的种子。王学的潜在矛盾在王阳明死后马上暴露了出来。他的弟子们各执一说,使王学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日本学者冈田武彦将王门后学分为三派:现成派、归寂派和修正派(P73)。国内学者一般将之划为左、中、右三派(如嵇文甫)。在这三派中,以坚持“四无说”(即王畿的“无心之心”、“无意之意”、“无知之知”、“无物之物”,它是相对于王门“四句教”提出来的)的现成派(左派)声势最著。现成派的代表人物为王畿(龙溪)、王艮(心斋)。黄宗羲称:“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明儒学案》卷二十二《泰州学案》)在李贽的著作中,赞语最多的不是古圣先贤,而是当代豪杰,诸如王心斋、何心隐、罗近溪等。这几位除王龙溪外,都是泰州学派的著名人物。 二、 第二,内驱人从自身不系之手到民族之内 由不识一字的灶丁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很有特色,历来评价不一。它不仅组成成员复杂,而且弥漫着一种宗教气息,王艮便很有几分教主的色彩。实际上,与其说泰州学派是一个学术团体,毋宁说它是一个由小生产者组成的社会组织。 但无可否认的是,它确实在理论上继承了王学的某些方面,突出地表现在对王学个体主体性原则的发挥。泰州学派片面强调良知的现成性(先验性),主张直接契入,彻底抛开理性工夫,以忘知取代致知,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将现成良知说引向非理性主义。它以近乎唯意志论的形式表现出来,“‘虚名之致,无物不覆,反求诸身,把柄在手’。合观此数语,便是‘宇宙在我,万化生身’矣”。(《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自我意志成了宇宙中的终极力量,它不仅决定外部世界(非我),也是人心之主宰,“盖自身之主宰而言谓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谓之意。”(《王一庵先生选集》)于是,对个人意志的崇拜转而发展为对必然之道的蔑视:“我命虽在天,造命却由我”(《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又与徐子直》),“解缆放船,顺风张棹,则巨浸汪洋,纵横任我,岂不一大快事哉!”(同上)个人的意志已成为不系之舟,随风而去了。 黑格尔曾说过,唯意志论有可能成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当它转向现实应用时,它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形态就会变为破坏一切社会秩序的狂热”。(P37)正因如此,泰州学派才出现了那么多个性鲜明的人:王心斋的怪异狂诞,颜山农的豪侠任气,何心隐的疾恶如仇,朱光信的放达自适,都足以令那些正襟危坐的道学家们侧目而视,痛心疾首。黄宗羲如是评价泰州学派:“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缚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柱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明儒学案》卷三《泰州学案序》)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看见泰州学派带来的巨大冲击力量,它使晚明的思想空气为之一新。 李贽深以未能入王艮门下为憾,所幸的是王艮之子王襞(动崖)在世,李贽前往拜谒,亲聆讲学,以后他还提及这种师承关系,足见其对泰州王门的看重。但后世学者一般将李贽作为何心隐的传人,这是因为何心隐是李贽最心怡的对象,“李贽以何心隐为圣人”,(顾宪成《小心斋杂记》卷十四)此言非虚。李贽